几年后,我在热那亚当兵,找到一个长得像西尔维娅的姑娘,和她一样是黑头发,比她更丰满更狡黠,年纪和我进莫拉庄园时的伊蕾妮、西尔维娅相仿。我给一位上校当勤务兵,他在海边有一幢小别墅,让我照料他的花园。我打扫花园,点燃炉子,烧洗澡水,在厨房里出入。特雷莎在那里做女佣,她取笑我说的话。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当勤务兵的,就是不想身边有那些下士,他们会取笑我的口音。我盯着她的脸,我总是这样,不回应,只是看着她,但我很留心人们说什么,我话很少,每天都学到一点东西。
特雷莎笑着问我,有没有为我洗衬衣的姑娘。“在热那亚没有。”我说。
她想要知道,我休假回家乡时,是不是把包袱带走。
“我不回家乡,”我说,“我想留在这里,在热那亚。”
“那女朋友呢?”
“有什么要紧的,”我说,“热那亚也有姑娘。”
她笑了,想要知道是什么样的姑娘。我也笑了,对她说:“还不知道。”
她成为我的女朋友,夜里我上楼到她睡觉的地方找她,我们做爱。她总是问我想在热那亚做什么,如果没有个正经职业,为什么我不愿回家。她说这话时,半是严肃半是开玩笑。“因为你在这里。”我本想对她这么说,但这没有用,我们已经在床上拥抱在一起了。或者告诉她,热那亚对我来说也不够,努托也来过这里,所有人都来过。如果我说:“我已经厌倦了热那亚,想去更远的地方。”她一定会发火,会抓住我的手骂我,说我和其他男人一样。“可是很多人,”我解释说,“都很乐意留在热那亚,他们特意来到这里。我有手艺,可是热那亚用不上。我需要去一个能施展才能的地方,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我家乡任何人都没有去过的地方。”
特雷莎知道我是杂种,总问我为什么不寻找我的亲人,问我是否渴望认识我母亲。“也许,”她对我说,“你的血脉可能就是这样。你是吉卜赛人的儿子,头发乌黑卷曲……”
(埃米莉亚给我起了“鳗鱼”这个外号,她总是说,我肯定是一个街头卖艺人和上朗格一只母山羊的儿子。我笑着说,我是神父的儿子。努托就会问我:“你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游手好闲。”埃米莉亚说。努托开始叫喊着说,没有人生来就是懒汉、坏人或罪犯,人生下来都是一样的,只是有人虐待你,败坏了你的心性。“拿加诺拉来说,”我反驳说,“他是个没有头脑的人,生来就是傻子。”“没有头脑,并不意味着就是坏人,”努托说,“是那些愚昧的人在他后面叫嚷,惹他发火。”)
我只有怀抱着一个女人时,才想着这些事。几年后——我已经在美国了,我发现对我来说,美国人都是杂种。在我生活的弗雷斯诺,我把许多女人带上过床,和其中一个几乎要结了婚,可是我从来不清楚她们的父母在哪里,她们的土地在哪里。她们独自生活,有的在罐头厂工作,有的在办公室。罗姗娜是个小学老师,不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她是从一个种小麦的州来的,带着一封给电影画报的信。她从来也不愿意告诉我她在海岸上过着什么生活。她只说生活很艰难,“a hell of a time” ,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坚硬。说真的,这里住着一家家的人,特别是在山上,在那些新房子里,在土地和加工水果的工厂面前,夏天的晚上能听到喧闹声,空气中弥漫着葡萄园和无花果的气味。成群的男孩和女孩在狭窄巷子里,在小路上奔跑着,但那些人是亚美尼亚人、墨西哥人、意大利人,看起来是刚到那里的。他们耕种土地的方式,就像城里的清洁工在打扫街道,他们在城里睡觉,玩乐。一个人从哪里来,父亲或祖父是谁,没人会问这些问题。这里没有任何乡下姑娘。即使住在山谷上面的那些姑娘,也根本不知道一头山羊、一条河岸是什么。她们坐着汽车、自行车、火车到处跑,像办公室里的女孩一样工作。她们成群结队,在城里她们会一起准备葡萄节的彩车。
在罗姗娜做我女朋友的那些日子里,我明白她确实是个杂种。她在床上摊开来的双腿就是她全部的力量,她父母也许在那个种小麦的州,或者在其他什么地方,但对她来说,只有一件事最重要:让我下决心和她一起回到海岸上,开一家有葡萄架的意大利小饭馆。“A fancy place, you know” ,在那里,可能会有人看到她,给她拍一张照片,随后印在一份画报上,“only gimme a break, baby” 。她不惜拍裸照,甚至在消防梯上张开双腿,只要能出名就行。她好像确信我能帮助她,当我问她为什么和我上床时,她笑着说,毕竟我是一个男人(“Put it the other way round, you come with me because I’m a girl.” )。但她并不傻,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是想要一些不可能的东西,她从不碰一滴酒(“Your looks, you know, are your only free advertising agent .” ),正是她,禁酒令颁布时,建议我制造“prohibition-time gin” ,提供给那些想喝酒的人——这样的人很多。
她金发,高个子,总是在抚平皱纹,弄卷头发。不认识她的人,看见她迈着那样的脚步从学校的栅栏门里出来,会觉得她是个优秀的女学生。她教什么我不知道,那些学生把帽子抛到空中,吹口哨向她表示问候。刚开始,我和她说话时会把双手藏起来,压低声音。她很快问我为什么不变成美国人。因为我不是美国人,我低声说“because I’m a wop” 。她笑着对我说,是美元和头脑造就了美国人。“Which of them do you lack?”
我经常想,我俩会生出来什么样的孩子,从她那光滑而结实的胯部,那用牛奶和橙汁滋养的黄金色的肚子,还有我浓稠的血。我俩都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要想知道我们是谁,血脉里真正有什么,唯一的方式就是生个孩子。我想,如果我儿子像我父亲,像我祖父,那就好了,这样我就能看到自己是谁。如果我同意去海岸上,罗姗娜也许愿意为我生个儿子。可是我克制住了自己,我不愿意,那样的妈妈和我,将会产生另一个杂种——一个美国小子。那时我已经知道我会回意大利。
罗姗娜跟我在一起时,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在天气好的星期天,我们乘着公共汽车去海边,下海游泳。她穿着凉鞋,披着彩色纱巾在海滩上散步,在游泳池里,穿着短裤小口喝着饮料,在躺椅上伸展着身体,就像在我的床上。我笑了,不知道究竟是笑谁。然而我喜欢那个女人,我喜欢她,就像喜欢早晨清爽的空气,就像触摸街道上那些意大利人摊子上的新鲜水果。后来有一个晚上,她对我说,她要回父母那里。我呆在那里,因为我不相信她能做出这样的事。我正要问她会离开多久,她看着自己的膝盖——她在汽车里,坐在我身边对我说,我不用说任何话,一切都已经决定了,她要永远待在父母身边了。我问她什么时候动身,她说:“Any time.”
我把她送回公寓,我对她说我们可以改一下结局,我们可以结婚。她面带微笑,看着自己的膝盖,皱着额头听我说话。
“我已经想过了,”她用嘶哑的声音说,“I’ve lost my battle.”
但她没有回家,她又去了海岸上,可是她从来也没有上过画报。几个月后,她从圣莫尼卡给我写过一张明信片,向我要钱。我汇给了她,她没有回信,我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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