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买块地,同科拉家的女儿谈谈。我觉得我不会,我现在的日子充斥着电话、货运,在城里石砌的路面上行走。但在我回国之前,有很多次,我从一家酒吧出来,登上一列火车,晚上回到家里,在空气中嗅着季节变化的气息,会想起剪枝、收割、喷药、洗酒桶或剥芦苇的时候到了。
在卡米内拉山生活时,我什么也不是,在莫拉庄园我学会了一门手艺。在这里,再也没有任何人提起市政府给我的那五里拉,第二年,我已经再也不想科萨诺了,我已经是“鳗鱼”了,我自己挣面包。一开始并不容易,莫拉庄园的土地从贝尔波河畔的平原向山上延伸,一直到半山腰,而我习惯了卡米内拉山上的葡萄园——教父一个人就能应付,面对这么多牲畜、庄稼和面孔,我常常有些迷糊。我以前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长工在地里干活,装那么多车的小麦、玉米,收那么多的葡萄,单是大路下面种的蚕豆和鹰嘴豆,也是论袋收的。我们这些仆人,加上主人一起有十多个人要吃饭。我们卖葡萄、小麦和核桃,卖地里的各种收成,管家还能存到钱,马泰奥先生养着马,两个女儿弹钢琴,出入卡内利镇子上的那些裁缝店,埃米莉亚侍候他们吃饭。
奇里诺教我怎么经管那些牛,圈里一有牛粪,就要换垫在地上的草。“兰佐内希望那些牛像新娘一样漂亮。”他对我说。他教我怎么给牛洗刷、饮水,给它们喂适量的干草。到圣罗科节,把牛送到集市,管家靠它们挣到钱。在春天,我们往地里撒粪施肥时,我拉着冒着热气的小车。赶上好时节,我们要在天亮之前出门到地里去干活,就要在星光下,在天还黑着时把牲口套好。那时我有一件外套,可以盖住膝盖,穿上很暖和。太阳出来时,赛拉菲娜或者埃米莉亚会来给我们送喝的新酒,或是我们回家一趟。我们吃早饭,管家会安排一天要干的活儿,楼上的主人也开始起身了,大路上已经有人经过,八点钟能听到最早的火车汽笛声。白天我都在割草,晾晒麦秆,打水,准备给葡萄喷的药,给菜园浇水。有短工来干活的日子,管家会派我盯着他们,让他们锄地,把硫黄和杀菌剂喷在叶子下面,不要在葡萄园尽头闲聊,偷懒。那些短工对我说,我跟他们是一样的人,让他们安生抽根烟。“你看仔细了,要学会怎么干。”奇里诺对我说,他在手上唾一口,举起锄头,“明年,你也要开始干这些活儿了。”
那时我还没有真正干活,女人们在院子里喊我,派我做这做那。当她们在厨房里和面、生火时,也让我待在那里,我就在听她们说话,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奇里诺和我一样也是仆人,他觉得我只是个孩子,就交给我一些任务,让那些女人监督我。他不大愿意和那些女人在一起,他比较老了,没有家人。星期天他抽着托斯卡纳雪茄,告诉我,他不愿意到镇子里去,宁可在栅栏门后听过路人说话。有时我会溜出去,从大路上走到萨尔托山的房子,到努托父亲的木匠铺子里逛,那里和现在一样,也有很多刨花,还有天竺葵。那里人来人往,去卡内利镇子上或是回来的人,都要停下来说几句自己的见闻。木匠在用刨子、凿子或锯子干活,一边和来的人聊天,谈到卡内利镇,谈到过去、政治、音乐和疯子,也谈到世界。有些时候我出来办事,能够停下来听听。我一边和别的孩子玩,一边专注听着那些谈话,就好像大人们是说给我听的。努托的父亲会读报纸。在努托的家里,人们也说马泰奥先生的好话。他们说,他在非洲当兵时,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教会、未婚妻、他母亲,还有家里的狗都以为他死了,狗日日夜夜在院子里叫。有一天晚上,卡内利的火车从树林后面经过,狗疯狂地叫了起来,母亲马上就明白,马泰奥坐在火车上回来了。这都是些陈年旧事了。莫拉庄园那时只有简陋的农舍,几个女儿还没有出生,马泰奥先生一直待在卡内利,乘着双轮大车到处转,总是在打猎。他游手好闲,但平易近人,他一边吃着饭,谈笑中就把生意做了。即使是现在,早晨他吃一块甜椒酿肉,在楼上喝杯好酒。他妻子已经去世很长时间了,那女人为他生了两个女儿,不久之前,他与现在这个刚进门的女人又生了个女儿。尽管已经上了年纪,但他还是爱开玩笑,掌管着家里的事。
马泰奥先生从来没有种过地,是一个真正的公子哥,但也没怎么上过学或旅行过。除了那次去非洲,他从来没有去过比阿奎伊更远的地方。他曾经很好女人——奇里诺也这么说,就像他祖父和父亲很爱财,把几个农场合到一起。他们家的血脉就是这样,由土地和具体的欲望构成,特别爱丰裕,有人喜爱葡萄酒、小麦、肉,有人喜爱女人和钱。他祖父在的时候,还会锄地种地,到几个儿子手里就已经变了,他们更爱享乐。但即使是现在,马泰奥先生只看一眼,就能说出一块葡萄园能产出多少葡萄,一块地能打多少袋粮食,一片草场需要多少肥料。管家把账带给他时,他们关在上面的房间里算账,给他们送咖啡的埃米莉亚对我们说,马泰奥先生已经把那些账背下来了,他记得住多少车、多少篮收成,甚至前一年没干活的一天。
玻璃门后,那道通向楼上的楼梯,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去过,我太害怕了。埃米莉亚上上下下,她能命令我干活,因为她是管家的侄女。楼上有人来时,她系着围裙端茶倒水,有时埃米莉亚从窗子,从露台上喊我,要我上去帮忙,给她拿什么东西。我尽量藏在拱廊下。有一次,我要拎着一个桶上去,我把它放在楼梯平台的砖上,转身跑开了。我记得那天早上,露台的屋檐上有什么东西要修葺,他们喊我为那个修理的人扶住梯子。我走过楼梯平台,穿过两个幽暗的房间,里面满是家具、日历、鲜花,一切都轻盈锃亮,就像是镜子,我赤脚走在红色的砖上,太太走了出来,她黑头发,脖子上挂着圣牌,手臂上搭着床单,看了一眼我的脚。
埃米莉亚在楼台上喊道:“鳗鱼,上来,鳗鱼。”
“埃米莉亚喊我。”我结结巴巴地说。
“去吧,去吧!”她说。“快去吧。”
在露台上,她们把洗过的床单晾起来,有太阳,朝卡内利镇方向看,远处是“鸟巢”的小楼。金发的伊蕾妮也在上面,她倚着露台的栏杆,肩上盖着一条毛巾,让人为她擦干头发。埃米莉亚扶着梯子,对我喊道:“上来,快过来。”
伊蕾妮说了句什么,大家都笑了。扶着梯子的那段时间里,我看着墙和水泥地,为了分散注意力,我想着我们躲在芦苇丛中,男孩子之间说的那些话。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