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狄德罗的理论中,艺术和自然这种潜在的友好关系对于分析戏台之外的表演而言也很重要。狄德罗打算涵括的不单是少数像加里克这样的天才的各种行动。他想把它们当作其他表达性的社会交往的模型。具备表达性本质的社会行动都能够被重复。在可重复的社会行动中,行动者在他自己的人格和他展现给别人的话语或者身体装饰之间插入了一段距离。和自我拉开一定距离的外表能够被设计,而制造出这种外表的人能够根据他所处的环境改变他的话语或者身体装饰。狄德罗的理论阐明了那些精心编造出来的、非人格的恭维如何成为这样的标志,乃至几乎可以毫无差别地说给其他人听;它还解释了这样的标志性话语为什么还能给人带来快乐。恭维话有其自身的生命,它是一种独立于说话者和听者的形式。它本身的意义是固定的。“猛烈的情感”如此,脸部的色块也是如此。阶级之间的成功话语的非人格属性也同样得到了阐明:只要这种话语是精心编造出来的,本身具备了独立的含义,只要它是一种独立于说话者和听众的环境的形式,那么它就是表达性的。总而言之,狄德罗从成功的表演推导出一种情感表述的理论。演员引发的各种情感具备一种形式,所以它们具备了独立的意义,就像一个数学公式,不管把这个公式写出来的人是谁,它的意义都是相同的。若要使得这种表达能够发生,人们的行为必须不自然,人们必须寻找那些能够被一再重复的传统和公式。
现在回顾历史,我们很容易认为狄德罗的理论是他那个时代的公共生活的知识基础。但是狄德罗绝不能被认为是当时的巴黎人的代言人;他这本著作最终完稿于1778年,但直到1830年才印刷成书。18世纪50年有不少研究戏剧的人在其著作中公开否定狄德罗的理论,他们强调的反而是自然的共同情感。实际上,《悖论》本身是对雷蒙·德·圣阿尔宾 的《喜剧》的回应。后者是一本著名的书,出版于1747年,约翰·希尔 很快将它翻译成英文,斯蒂科提 又在1769年根据英文版把它翻译回法文——狄德罗读到的正是这个版本。《喜剧》认为情感,也就是演员的灵魂,是演员的表演能力之源;如果他是一个冷血的人,那么他将会成为一个冷漠的演员。但狄德罗所反对的这种理论在18世纪50年代十分流行,尽管它的论证不那么令人信服。在狄德罗之前,莱科博尼 的《戏剧艺术》和格林 谈论戏剧的著作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后来,马尔蒙特 在《百科全书》中一篇谈论雄辩术的文章中综合了这两个人的观点。
这场被研究戏剧的历史学者称为真情与假意之战的辩论正是在18世纪50年代出现的。稍后几年,有人记录了这场辩论的一些事件,让我们来看看其中比较有趣然而又最受怀疑的一个例子。狄德罗时期最了不起的两个女演员——克莱尔昂夫人和杜默斯尼尔夫人——在红球戏院(Théàtre Boule-Rouge)相遇。克莱尔昂夫人是狄德罗眼中的女加里克;而对他来说,杜默斯尼尔夫人是一个天赋平庸的女演员,因为她依赖于自己的情感。她们两人开始就扮演角色应该依赖真情还是假意展开了辩论。杜默斯尼尔夫人宣称:“我全情投入到角色中去,我自己的情感服从于角色的情感。”对于这句话,克莱尔昂夫人给出了一个不礼貌的回答:“我从来不明白一个没有虚假情感的人如何还能够表演。”男演员杜伽松插口说:“我们要弄清楚的并非戏剧艺术是否存在……而是在这种艺术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虚构还是真实。”克莱尔昂夫人回答是“虚构”。杜默斯尼尔夫人的回答是“真实”。
尽管这场争论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趣闻轶事,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争论的双方都接受了一个假设。从18世纪50年代的雷蒙·德·圣阿尔宾和莱科博尼的著作,到狄德罗的著作,再到19世纪柯克兰之流的演员的回忆录,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认可了狄德罗的基本假设。那就是表演活动的独立性——表演活动独立于剧本之外。真情与假意之战关注的是演员的情感,而不是用他或者她所必须说的话的正确性来衡量这些情感的正确性。在17世纪一次著名的布道中,波舒哀 主教问他的听众:如果你们被我的雄辩打动,你们怎么能够不向上帝坦白你们的罪行呢?八十年之后,人们不再认可这样的假设:如果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演讲家,那么听众应该变得更加虔诚;所以当时的人们能够轻松地讨论波舒哀了不起的演讲才能,有时候还会就他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演讲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他在教徒身上堆积起来的激情的影响而展开激烈的争论。在狄德罗时代,这场争论的双方都将表演的现象世俗化了,将它和外在的真实标准割裂开来。狄德罗从这种世俗观念推断出一种表达理论:如果表演这种活动具备了独立于特定文本的意义,那么它的意义也肯定不会受到特定的表演者及其私人感觉和情绪波动等因素的影响。
卢梭将这种世俗表演的观念和城市联系起来,让这种观念走向成熟。
卢梭对作为戏院的城市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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