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那个最为孜孜不倦地研究城市公共生活的人、那个写出最为了不起的关于城市公共生活的著作的人,竟然是一个最讨厌城市公共生活的人。让-雅克·卢梭认为,大城市并非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而是一个怪胎。和同时代的人相比,卢梭更加全面地研究了大城市,就像解剖一个恶性肿瘤似的。巴黎是他的主要研究对象,但他认为巴黎生活的戏剧属性在欧洲所有的首都城市都能够被找到。我们阅读卢梭的作品时,绝不能只是把他看作那个时代的记者或者道德批评家。卢梭谴责了戏台生活和城市生活的混淆,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第一次把现代城市当成一种表达性的环境来加以研究。
卢梭是第一个把城市作为世俗社会来加以描写的作家。他第一个显示世俗主义最早出现于一种特殊的城市——大都会;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个在“城市”体验中发现断裂,并由此提出一种有关大城市的行为方式的理论的人。他是第一个将大城市的公共信念系统和诸如信任和游戏态度之类的基本心理体验联系起来的人;也是第一个将城市心理学和创造心理学联系起来的人。所有这些富有洞察力的研究都指向一个可怕的结论;从他对大城市的解剖中,卢梭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只有将一种政治的专制强加于人类身上,人与人之间才能够拥有大城市人际关系的对立面——真诚的关系。他关于这种专制的语言得到了证实。
卢梭所写下的内容和他开始写下这个理论时所处的环境有关。在1755年至1757年间的某个时候,法国哲学家达朗贝尔为《百科全书》写了一篇谈论瑞士城市日内瓦的文章。达朗贝尔注意到日内瓦城里没有戏院。考虑到日内瓦的加尔文 主义传统,这种现象并没有使达朗贝尔感到意外;他知道日内瓦人担心“演员会让年轻人染上爱美、浪费和放荡的恶习”。但作为一个外地人,他想不通这个有着很多清规戒律的城市为什么不能容忍一座戏院;实际上他认为戏院会给当地市民带来一些好处。他写道:“如果没有戏剧表演的帮助,人们的为人处世很难变得圆滑得体,人们的情感也很难变得复杂细腻。”
达朗贝尔的看法和菲尔丁的观点十分相似:戏剧可以指导日常生活的行为。这些看法激怒了曾经在巴黎生活过几年的日内瓦市民卢梭;1758年,卢梭发表了《致达朗贝尔的信》。这封信不仅仅是对达朗贝尔的文章的回应。为了论证禁止戏剧的正当性,卢梭不得不证明达朗贝尔的价值观是大城市的价值观;接着他不得不证明,大城市的价值观如果蔓延到小城镇,将会毁掉这个小城镇的宗教,从而使当地的居民变得堕落,因为人们如果学会在行为举止中表现出演员的“复杂细腻的情感”,那么他们将不再拥有一种深层的、诚实的内心生活。
卢梭所有的对立概念——大城市、小城镇,表演、真诚性,自由、专制——都来自一种moeurs腐化理论。moeurs是一个法语单词,如果把它翻译成中文,那么它应该是礼仪、道德和信仰三者的交接点。在18世纪的作家笔下,这个词通常包括了“价值取向”“角色定义”和其他社会学词典所无法囊括的含义;moeurs指的是一个人所拥有的生活方式,为人处世的总体态度。
卢梭认为,如果人们形成一种超越了工作、家庭和市民责任的生活方式,那么这样的moeurs就是腐化的。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余,追求那些不能给生活的存续带来利益的快乐——这就是腐化。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卢梭的作品:他把腐化等同于我们所说的富裕。
要使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变得腐化,究竟是容易还是困难呢?在《致达朗贝尔的信》开篇,卢梭给出的答案是困难:“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一个丈夫和一个市民都有许多重要的任务需要完成,他们没有空觉得无聊。”但卢梭立即修改了自己的观点,因为敌人——轻浮的愉悦、奇异的娱乐、咖啡厅中的无聊闲话——无处不在。工作的习惯可能会由于“人们对自己感到不满,或者长时间赋闲,或者忘却了那些简单而自然的情趣”而遭到破坏。换言之,人总是处在一种堕落的危险之中。
历史学家约翰·海辛格将游戏定义为和经济无关的活动;他这个定义的含意是,游戏超越了那些人们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而不得不从事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游戏是卢梭的敌人。游戏是一种堕落的活动。
只有在闲适的环境中,游戏才有可能发生。闲适和罪恶的新教关系是这样的:如果人们没有什么必须完成的任务,他们就会给他们的自然情感让路,而自然情感都是邪恶的。懒惰者、贪吃者、好色者和贪玩者都喜欢游戏,所以他们都是自然人。这是加尔文的看法,在他的组织之下,日内瓦使人们没有休息的机会,宗教的原罪因而也就无机可乘。
加尔文坦率地承认,日内瓦这个小城市是最适合神权政治的地方。这里有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环境,有一个能够在战争时期提供防御的地理环境,然而它又足够小,便于持续不断地对市民进行监督。从宗教的观点来看,这座小城市的优点在于,它是最安全的政治工具,可以用来压制人类的卑劣本性。卢梭向来认为人性本善,然而却为这种政治控制辩护;因此,和加尔文相比,他对moeurs和这座小城市之间的关系的看法要复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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