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当年“外有何物”的一句质疑,大致也就可以明了:“外有”无数的艰难险阻,那是重重相叠的艰难人生的隘口,需要他付出诸多血泪才能冲破通过。其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那些驳杂的思想,比如老庄应物、魏晋玄学,即主观俯就客观事物而应对变化的那些理论,既是高人智慧,又是人生志向的消解之物。晚年他又“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樊南乙集序》)这些人生的大智大慧,道理转换活泼,通行四方,如水之善,随形而变,可通融可改造,别致有理,无懈可击;但这些通达的生存智慧却为韩愈、苏东坡等人终生排拒,他们超脱于诡辩。韩愈一生作为一个坚定的儒者,正气凛然,一生坚拒佛道。东坡弥留之际,径山寺长老维琳附在他耳旁大声说:“端明宜勿忘西方。”“端明”,端明殿大学士,指东坡。东坡轻轻回应:“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这时旁边又有人大喊:“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东坡再次回应说:“着力即差!”(宋·周
《清波杂志》)可见东坡至死都是大儒风范,即“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李商隐是何等不同。尤其是韩愈一生所保持的那种锐利的进击性和不妥协性,为世代所钦佩和崇敬。也许他就此失去了一些玄妙委婉之情,始终作为一个刚直不阿的硬汉形象留下来,其诗文也带有这样一种性格和锋芒。对比之下,李商隐的得与失、长与短,命运的必然性,就多少显露出来。
借用现在时兴的一句流行语:“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从韩、李二人的对应中发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就儒学与族群进步之间的关系,古今来讨论无数,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讨论不仅是愈加深入,而且通向了现代主义的深处和高处。在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将“正儒”和“伪儒”加以区别,不能发掘古老儒学中的现代因素,不能发现在几千年前诸种思想学说中,它是最能接近现代的一种思维方式,可能也是一种偏颇。
万事万物皆有局限,其局限到底在哪里?恪守的意义又到底在哪里?它与现代性衔接的边缘又在哪里?这一切都需要从长思之,不可偏移和简化。就此而言,我们仍然还可以像诗人李商隐那样发出一句质问:“外有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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