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句何来
王维文辞章法成熟甚早,十几岁的作品就具备了文字的工细,布局谋篇有相当的美学均衡,可见既是早熟,又有少年童子功力。“古墓成苍岭,幽宫象紫台。星晨七曜隔,河汉九泉开。有海人宁渡,无春雁不回。更闻松韵切,疑是大夫哀。”写这首《过秦皇墓》时,王维年仅十五岁,笔法老到,气象雄浑,有一种超出年龄的苍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被誉为羁旅思亲的千古绝唱,意蕴深邃,写这首诗时也不过十七岁。他十九岁写出了七言古诗《桃源行》,被后人评为“顺文叙事,不须自出意见,而夷犹容与,令人味之不尽”。(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可见王维实在是一个聪颖过人者,词章优势是如此显著。这对于一个人完成终生之大文章,其好处自不待言;但一个人是否会过于依赖和借助这种优势?如果在为文困难的时期借助太多,也许会失去心灵磨炼的意志,缺少一些重重叠叠的顿挫痕迹。
文辞优越之人,会不自觉地相信文辞本身的力量和功用,依靠文辞本身衍生诗意,渐成习惯。文辞本身确有这种功用,也一定会产生言辞之美,但这种滋生能力极为有限。这种有限性被一个人察觉和认识的时候,往往为时已晚。因为就人性来说,迁就心自然存在,迁就文辞,迁就惯性,久而久之即不可遏止,文辞本身也就成了障碍。
王维的一部分诗作用典很多,修辞也好,但读来总不及另一些诗句的感染力,其原因可能是心灵没有与文辞一起抵达,二者多少有些分离状态。与他同时期的李杜,这种情形极少,他们以心绪意志之力,也就是神采把人打动。有人可能认为这仅是风格不同所致,因为王维本来就是一个虚淡空灵之人。这种认识似有道理,但还不够确切,因为在他还没有形成这种风格的时候,特别是那些并不以此风格为特征的应制、送别和闺怨诗作,已有文辞堆缀之感。作者在娴熟的文辞组合转化中,奇妙的才情没有洇漫而出、没有通向生命的幽深,留下更多的是辞章本身的颜色。辞章之能力,于诗实在是一把双刃剑。
有时候在庸凡的现代阅读中,我们常常痛惜文辞之粗糙、贫瘠和草率;有时我们感觉写作者缺少长期扎实的文字锤炼,又会把一种最基本的要求当成了至高要求。实际上文字的功课的确是至难的、贯穿一生的,但是这种功课一定要与对于人生意义的执着探究并行发生,而且一定要服从于后者,二者不可以剥离。这种探究的力量一旦减弱,就会求助于文辞,将其当成一个百宝箱和工具箱,反复使用。我们取来各种各样巧妙的工具,用它来掩盖和替代无能与贫瘠。有时候这种虚浮无力的生命状态真的被遮掩了,但也只能作用于一时,很难久远。整个人生的过程所留下的痕迹,在漫长的文字河流里或铿锵、或喜悦、或呻吟、或平庸、或突起、或峻烈、或卓绝,都能在时间的倾听中暴露无遗。
辞章是推助一切元素的工具,它们的茂长是显性的外在部分,就像大地的毛发,山丘上的树木。充满生机的绿色固然可爱,也预示了生命的丰富,可是我们还要看大地本来的颜色,要看山陵的骨骼。当用一支画笔凸显它们坚硬的本质时,或许就会寻找北方的大地,在相对矮小稀疏的灌木丛中,在贫瘠裸露的丘陵岩石间,甚至在荒漠中,才能感受它的力量和苍凉。这种骨骼美、本质美,更能够深刻地打动我们,与之形成生命的对峙,形成一场生命之间有力量、无遮掩,甚至是有点绝情和残酷的对话。
原来褪去茂长的山陵和大地也是一种言辞,它在言说,不过是另一种言辞,是更简单直接的、绝少遮掩的赤裸。它也在生长,它的内部奔涌着不竭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会因为季节更替而减弱,不会因为严寒风雪的肃杀而变形和消失。
严肃的岁月会把表面的东西收割掉。收割之后它们又在哪里?留下什么?这一切我们应当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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