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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言之路

·罪言之路

杜牧入仕不久即去了江西,进入江西观察使沈传师的幕府,做幕府团练巡官,带京衔大理评事从八品下。沈传师调任宣歙观察使,杜牧又跟随他到了宣州。四年半之后因为沈传师升迁吏部侍郎入朝,杜牧便去了扬州,进入牛僧孺淮南节度使幕府做推官,后为掌书记。掌书记之职非常重要,因为节度使府“凡文辞之事,皆出书记,非闳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韩愈《徐泗濠三州节度掌书记石记》)观其一生,这是他极重要的一段经历。比起在京城做校书郎,他的幕府生活松弛,好像并不繁忙,游宴很多。“十年为幕府吏,每促束于簿书宴游间。”(《上刑部崔尚书状》)此时正值入仕初期,期待很高,所以不可能安于做这种地方幕僚,而只是向权力中心进发的一个过渡期、准备期而已,仍然心系朝廷大事。从他留下的文字看,果然如此:职位低微,操心却非常之大。大约在三十一岁之际,他在扬州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大文章《罪言》。

杜牧虽然出身门第显赫高贵,却没有高门大族的世俗偏见。他在《罪言》中提出“自卑冗中拔取将相”,主张选贤任能,一个人无论才能大小,要各得其位。“譬如匠见木,碍眼皆不弃。大者粗十围,小者细一指。榍橛与栋梁,施之皆有位。”(《送沈处士赴苏州李中丞招以诗赠行》)“若以科第之徒浮华轻薄,不可任以为治,则国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节,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于膏粱,不知理道,不可与美名,不令得美仕,则自尧已降,圣人贤人,率多子弟。凡此数者,进退取舍,无所依据,某所以愤懑而不晓也。”(《上宣州高大夫书》)这些言辞见解,锋锐又有真见地,而且反映了他相当急切的态度、深刻的忧虑与牵挂。

他的一系列治国论兵的宏文,大致都是在外放期间写出来的,可见他的目光投向了更辽远更开阔处,想的是整个国家的事情。如何收复失地,整饬千疮百孔的国土,如何削治藩乱,这让他用尽了心思。他在幕府和刺史任上,文字中用力最大的就是这一类,特别是用兵之策,其胸襟和目光不可谓不高阔不周密。的确,他的这些宏论绝非疏阔之文,而不乏用心缜密的筹谋。这些有的是写给宰相的,有的直接送达主持者,总之无一不是为了实用,为了采纳和上达。

欧阳修在《孙子后序》中称赞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清代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认为:“校《孙子十家注》,曹公、李筌以外,杜牧最优。”司马光还将杜牧的《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注孙子序》《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六篇用兵之论的要点,收入《资治通鉴》。杜牧一生都没有上过战场,却是一个对兵事始终专注的研究者。他这样的行为给予最好的解释,当然是因为生逢兵荒马乱之时世,救急心切,出于浓烈的家国情怀;再换一副眼光去看,就是他的出身毕竟与常人不同。在一般经过苦苦奋斗最终踏入仕途的儒生那里,多一些传统的入世思想,是达则兼济天下的责任和理想;这一切在杜牧这里自然同样如此,不同的是多了一些家族因素。他的视角和立场进一步内移,从一开始就自觉地将自己归于最高统治集团的内部,人生际遇即便再坎坷再不顺,这种情形也难以改变。这是一种带有血缘性质的归属感,是一种政治家族的惯性使然。那些出身显贵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真正意义上的有志才俊,往往如此。“某世业儒学,自高、曾至于某身,家风不坠,少小孜孜,至今不怠。”“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今者志尚未泯,齿发犹壮,敢希指顾,一罄肝胆,无任感激血诚之至。”(《上李中丞书》)这是何等动人肺腑的面对统治阶层发出的心声与壮志,可惜主政朝堂者始终充耳不闻。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杜牧的悲剧。

由此来看,杜牧关于整个政治棋局的运谋,就不让人觉得突兀和可笑了,这里并没有下层士子的自作多情。在他看来,江山自有来处,这需要他有所行动,需要以家族接力的方式做出非凡的努力。这样纵观他的人生道路,其怨愤不平,以及时时袭来的颓丧感也就很好理解了。以他这样的立场与视角,一旦被朝廷疏远就会格外难受,以至于不可接受,因而受到的伤害也就更大。简单点说,对于晚唐的朝廷而言,杜牧可能在许多时候并不把自己当外人看。所以他时而泛起的委屈,在他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是过于夸张了;他胸怀平定回鹘的韬略,却被执政者认为“斯乃庙堂事,尔微非尔知”,他只能面对漫天大雪发出疾呼:“愤悱欲谁语,忧愠不能持。”(《雪中书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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