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任刺史
杜牧四任刺史,可视为重要而特殊的人生经历。这与任职幕府和五次入朝最大的不同,在于能够主政一方,有一定自由腾挪的空间。从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春天初任黄州刺史开始,连守三郡,至大中二年八月升为司勋员外郎,历时八年。从四十岁到四十八岁,可以说是人生最成熟的时段。尽管前三个州郡都属于七品职级的下州,但毕竟是一州之最高长官,可以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事实上这个时期他像很多有才华的官员一样,堪称一位能吏,做了许多有利于当地百姓的事情,多创造和贡献。这些必须给予切实的记录。
黄州期间,杜牧将几十年累积的苛政弊端一一清理,废除以各种名目向百姓摊派征缴的苛捐杂税,还把那些鱼肉乡里的强势人物革职惩办,并告诫州县官吏“吏顽者笞而出之,吏良者勉而进之”。(《第二文》)他的为政一如历史记载中的那些文人良吏,头脑清晰,行动果决,兴利除弊之力度超出一般。这是长期纸上文章的强力落实,其志向早已有之,一旦得以实行,则必要雷厉风行。他心中所郁积的不平之气由此得以抒发,人生之不遇所形成的坎坷,在此一一铺平和展放,所以总能够赢得民心,使一方水土拨云见日,清新明朗。
除了忙于黄州的郡守政务,杜牧还时刻关心朝廷平定藩镇、北方边境与回鹘战事以及河湟地区收复等诸项事宜,写下《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最终他的用兵策略被宰相李德裕采用,他高兴地赋诗《东兵长句十韵》:“落雕都尉万人敌,黑槊将军一鸟轻。渐见长围云欲合,可怜穷垒带犹萦。凯歌应是新年唱,便逐春风浩浩声。”
当时的黄州被京官视为“鄙陋州郡”,杜牧在《祭周相公文》中言其“黄冈大泽,葭苇之场”。即便到了宋代,黄州也是一个“齐安荒僻郡,平昔处放臣”(宋·张耒《齐安秋日》)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偏陋之郡,杜牧仍旧尽职尽责,操劳不息。黄州有孔子山、孔子河,是春秋时代孔子周游列国过往之地,这些圣迹由于年久失修,濒临颓倒,杜牧一一巡视,加以修复和扩建。他设置庙学,亲自在学堂讲学,开启民智,记载中有数百弟子拥向学堂。他还特别推崇古往今来的循吏:“独能不徇时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务,爱人如子,废鞭笞责削之文,用忠恕抚字之道。”他主政期间,“小大之狱,必以情恕;孤独鳏寡,必躬问抚。庶使一州之人,知上有仁圣天子,所遣刺史,不为虚受。烝其和风,感其欢心,庶为瑞为祥,为歌为咏,以裨盛业,流乎无穷。”(《黄州刺史谢上表》)黄州之地自古有许多废井,杜牧担心它们“陷人以至于死”,便专门写下《塞废井文》,呼吁当地百姓改变风俗,填塞废井。作为一方郡守,他为百姓想得细密而周到。打开明清两代的《黄州府志》《问津院志》,都载有杜牧的为政事迹。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九月杜牧迁任池州刺史。他在池州任上,正逢武宗皇帝下诏毁禁佛教,对这项举措杜牧非常赞成。他的《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中曾有过精辟议论和尖锐揭露,认为权贵富人做了坏事便“皆捐己奉佛以求救”,以为能“有罪罪灭,无福福至”,而且“虽田妇稚子,知所趋避。今权归于佛,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中唐以后,士大夫文人佞佛的社会风气益重,而杜牧独标己见,与韩愈当年拒佛交相辉映。
在守池州期间,他不仅解除百姓苦役,而且为了使当地百姓能够采用正确记时方法,在城南门楼亲自设计建造一座铜壶银箭刻漏,此项技能当源于他年轻时向一位年逾九十的异人王处士所学,此人还是韩愈的好友。“为童时,王处士年七十,常来某家,精大演数与杂机巧,识地有泉,凿必涌起,韩文公多与之游。大和四年,某自宣城使于京师,处士年余九十,精神不衰。某拜于床下,言及刻漏,因图授之。会昌五年岁次乙丑夏四月,始造于城南门楼。京兆杜某记。”(《池州造刻漏记》)此外,杜牧还将池州刺史衙署的藏书楼重新修葺一新。
会昌六年九月,杜牧由池州迁任睦州刺史。他这样描述赴任途中的惊惧与睦州生活的窘境:“东下京江,南走千里。曲屈越嶂,如入洞穴,惊涛触舟,几至倾没。万山环合,才千余家,夜有哭鸟,昼有毒雾,病无与医,饥不兼食,抑喑偪塞,行少卧多。逐者纷纷,归轸相接,唯牧远弃,其道益艰。”(《祭周相公文》)然而尽管如此艰难,他在操持郡务时依然心系朝纲,洞悉时政。在《上盐铁裴侍郎书》中写道:“伏以盐铁重务,根本在于江淮。今诸监院,颇不得人,皆以权势干求,固难悉议停替。其于利病,岂无中策?某自池州、睦州,实见其弊。”他历陈盐政之弊,言辞犀利,“搜求胥徒,针抽缕取,千计百校,唯恐不多,除非吞声,别无赴诉。今有明长吏在上,旁县百里,尚敢公为不法,况诸监院皆是以货得之,恣为奸欺,人无语路。况土盐商皆是州县大户,言之根本,实可痛心。”
大中四年,杜牧赴湖州任刺史,在这个上州郡守的位置上只待了一年,第二年秋便重新入朝,升为考功郎中、知制诰等职,就此,一生四任刺史的经历即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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