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气
韩愈火气大,积于心而放于言,以至于最后使满篇诗文都燃烧起来,其热量在千年之后还有些灼人。性急火大,气盛躁动,在日常处事上容易得罪人,有时可能并不自知。因脾性原因而导致的后果是多方面的,糟糕的后果往往又促进了他的火气。好像这是一种个人无法解决的恶性循环,于人于文也算是得失互见。
就韩愈一生行迹来看,他的仕途与我们所熟悉的许多文人都不同。他在一个职位上往往干不到一年,这在古代仕人中是少见的现象。他正式踏上仕途是三十五岁,结束长达十年的游幕生涯,出任京官,这个过程可谓艰难。802年春天任国子监四门博士,第二年秋天任监察御史,刚入冬就被贬为阳山县令,后迁江陵法曹。经过三四年的贬放颠簸,终于在806年回京城任国子监博士,不久又分司东都洛阳,一年后实任国子监博士。从809年到817年,八年间他历任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河南令、职方员外郎、国子监博士、比部郎中、史馆编撰、考功员外郎、考功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太子右庶子等职。817年随宰相裴度东征平淮西的壮举,在他的一生中尤为重要。凯旋后,因为军功而擢升刑部侍郎正四品下,可惜好景不长,819年初又因《谏迎佛骨表》被贬为潮州刺史。这是韩愈生涯中所受到的最严厉的处置,险遭杀身之祸。潮州之贬在唐代为重罚,韩愈被流放的距离及遭遇的凶险,有点像后来的苏东坡,好在第二年就被唐穆宗召回了长安,任国子监祭酒从三品。不久又历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后来又改任兵部侍郎,直到在这个位置上病逝。这种频繁的调度和变动,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官场的复杂混乱,官不聊生,民不聊生,难以稳定下来,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暴露出他自身的一些特点,这里就说到了性格问题。
因为秉性刚正直率,韩愈经常遭到同僚的排挤和诽谤,“夫佞人不能远,则有时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祸其至哉。”(《释言》)《旧唐书·韩愈传》中说他“操行坚正,拙于世务”,看来也是实情,就是他与同僚相处的能力,即平衡力和周旋力或有不足。比如他在朝中与一些官僚的矛盾,有时就起于使性好气,为一些看来不大的琐屑之事而闹得不可开交。史书上记载,他晚年在出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期间,与御史中丞李绅发生了“台参”争执,不大的事情却导致两败俱伤:李绅被调出了京城,韩愈也被罢免了京兆尹。
韩愈被频繁调换职位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忠于职守,做事极认真,绝不尸位素餐。无论任职幕府,还是朝中为官;无论远居贬谪之所,还是被朝廷重用,只要一有机会就勇于参政议政,结果是任期未满复又丢官。中唐宦官权力之大,可以说是炙手可热,藩镇势力更是跋扈嚣张,但韩愈对此竟然毫不畏惧,捕杖扰乱社会治安、与宦官关系极深的东都神策军,打击地方豪强,抑制藩镇在东都的“留邸”,都绝不手软。他一再遭贬,或明升暗贬,都是因为峻急火暴和急公好义。他的直率莽撞与单纯执拗,都与波诡云谲的宦海情势两相抵触,可以说让其一生吃尽苦头。
我们从他参加科举之前开始追溯。唐代科举取士是考试与公开推荐相结合,不像后来的宋代科考,不仅遮蔽试卷上的考生姓名,而且为了防备主考官们认出笔迹,都由专门人员誊写试卷。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唐代士子入仕必须走“温卷”“干谒”之路,韩愈当然不能例外。他不得不奔走于一些达官贵人门下,写自荐文多方求助,这一点让我们想到了李白。但比较而言,好像韩愈的性子更急、火气更大。比如历经四次波折,好不容易考中进士之后,参加吏部“博学宏词科”选拔,考前写了一封向韦舍人干谒求荐信,即《应科目时与人书》。这封书信写得特别怪异有趣,通篇譬喻,带有寓言色彩,运思巧妙,变化莫测,文势充沛活泼。他把自己比作一个久困于水边、“盖非常鳞凡介之品汇匹俦”的怪物:“其得水,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如有力者哀其穷而运转之,盖一举手一投足之劳也。”紧接着点出这个怪物与众不同的性格,抱负远大且兀傲有骨气:“烂死于沙泥,吾宁乐之;若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最后将怪物生死交付与命运安排:“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视之若无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鸣号之者,亦命也。”陈情自荐和求告之中,却透着一股自命不凡的刚倔凛然之气,明代金圣叹感叹此文:“亦无头,亦无尾,竟斗然写一怪物。一气直注而下,而其文愈曲。细分之,中间却果有无数曲折,而其势愈直,此真奇笔怪墨也。”(《天下才子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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