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现代
现代思维即一种理性思维、科学思维。就此来说,韩愈当年拒佛拒道、倡导古文,其中蕴含的理性主义是明显的。他在诗文“复古”运动中、在对待儒释道三者的态度上,都是极为清晰的,而且不曾妥协。作为一个潮流中的冲撞者、逆行者,通常是要付出代价的。韩愈在仕途方面的跌宕,其人生的一系列艰困起伏,都与这种不合时宜且一意孤行的选择有关。当年上至皇帝下至平民,崇佛论道已成风尚,而儒学日渐式微。表面看只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次历史失声,实际上却隐藏了巨大的社会政治与精神危机。“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辅相,吾岂敢昌言排之哉?择其可语者诲之,犹时与吾悖,其声哓哓;若遂成其书,则见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为狂为惑。”“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盖六百年有馀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重答张籍书》)
不仅是中唐,从汉高祖刘邦到清圣祖康熙,历朝历代的帝王一直运用黄老之术实行统治,汉代建国之初便采取了“无为而治”的策略,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也是道家思想第一次进入封建统治的庙堂。清代的康熙皇帝特别喜读《老子》,要求每一个满清官员都须熟读,公开提倡的却是《孝经》,仍然尊孔,与汉代“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统治政策有相似之处。康熙还亲手编纂《圣谕宝训》,推广和宣传儒家,提倡孝道,俘获人心,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封建帝王难以接受真正的儒学。秦始皇倚重严酷的法家统一六国,又通过方家仙术追求长生;汉武帝也是神仙术的迷恋者。唐代奉行三教并存,建国之初高祖李渊确立李氏王朝与老子李耳的亲属关系,并在国子监宣布道教第一,儒学第二,佛教第三。唐太宗李世民虽然声称“己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贞观政要》),却说“先道后佛”,晚年还在长安接见西天取经归来的玄奘,为译经撰写序文。到了武则天时代,崇佛高潮正式来临。她称帝前,有个叫法明的和尚编撰四卷《大云经》,称太后为西天弥勒佛下世,应取代李姓王朝做天下之主,为其称帝提供宗教依据。武则天公开宣告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在道士之前,将两教地位再来一次颠倒。唐玄宗登基后,道教地位又超过了佛教。唐朝共给老子追封尊号四次,而玄宗时期就占了三次,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灵真人”,他们的著作也改称“真经”,而且在道观中让孔子列侍左右。玄宗之后的唐代皇帝,肃宗、代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等,非佛即道。
人们知道的是儒学在历史上的正统地位,但是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儒学,却有些模糊,有时还充满了误解。儒学只倡行于某个历史阶段,且并非真正的儒学,不属于“正儒”,而是被封建统治阶层严重改造和歪曲的“伪儒”。“伪儒”从来都是封建统治的工具,即严格服务于“家天下”的一套森严的政治伦理,已经抽掉了“仁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这些最核心的儒学内容。
一切将“君”与“社稷”置于“民”之上,或故意将二者混淆,都属于“伪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正儒”是最具现代理性精神的思想。而在“伪儒”的推行过程中,统治阶层真正热衷的除了黄老之术,还有从儒家分离出来的依附者和实用主义者,即所谓的“法家”。法家的绝大部分主张与“正儒”是对立的,与儒学的核心“仁”及“贵民”思想毫无共通之处。法家的激进变革与儒家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它们毫无交集和重叠。从历史上看,“正儒”与“伪儒”的斗争一直存在,真正的仕人传统中,最能够恪守“正儒”并对“伪儒”极为痛切和敏感的,都是刚正清新的书生,而韩愈就是这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儒学的核心是什么,缘起是什么,当时处于怎样的语境,这是中坚知识分子一直追问的,自古而今,质询不绝。韩愈一生都属于“正儒”,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身上的现代因素是显性的,这体现在他对传统儒学的一生求证、对于佛老思想不倦的辨析和批判。“五原”即《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作为他较早时期的著述,透出了非常透彻的理性精神,成为一生最重要的论述,对于“正儒”的维护与社会思潮的辨析,也至为有力。
在物质主义时代,释与道的严重扭曲及世俗化庸俗化,已经在所难免,遂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一大痼疾。在今天,这已经不是韩愈当年所担心的多少民众不事生产等害处,而是进一步丧失甚至摧毁科学与理性精神,让民众沉迷于肤浅的诡辩或廉价的超然说,无是非、无道德、无激愤,更无挺拔健康的精神人格。这样极为自私庸俗的族群文化,该是多么可怕。科学精神即追求真理的精神,没有这样的国民,就不会有真正的现代国家。到处弥漫着黄老气息,到处洋溢着不知所云、一知半解的佛与道的社会,是断然不会进步的。这种思潮与物质主义和娱乐主义结合,是腐败的最好土壤。这种土壤也会滋生封建专制主义的体制,它们二者才是真正的谐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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