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绵和沉迷
杜牧的怀才不遇感很重,这在许多官场人士那里都是常见的。我们还难以找到一个为官者,在自己的诗文中大表知遇的舒畅,即使言及也会适可而止,相反的是他们的文字中总有大量的怨与愤、悲与屈。这也正常。因为不遇总是能给他们烙下更深的生命印迹,那是对命运多舛发出的强烈回应。但在杜牧这里更进一层的,是急切和委屈。他不是一般意义上依靠个人奋斗而入仕的中下层儒生,而生来就是家势显赫的豪门弟子,一种“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强”(《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的豪壮和自信。这是一种无法选择的出身,连带而来的是多方面的元素和因果。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性情与文章,还有他的人生道路。顺畅,在他来说是极好理解的,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所有的坎坷,似乎就难以接受了。
杜牧一生诗文中常有一种自信和清高,既不流俗,也少有认输。虽然在祖父和父亲去世后有过一段窘困拮据的生活,但公相之家的子弟毕竟起点不同,贫穷艰辛的生存体验不可能深刻。他在那段日子及后来在幕府、刺史、朝中的叫苦,似乎还有一定夸张的成分。“伏以睦州治所,在万山之中,终日昏氛,侵染衰病,自量忝官已过,不敢率然请告,唯念满岁,得保生还。”(《上周相公启》)“某今生四十八矣,自今年来,非惟耳聋牙落,兼以意气错寞,在群众欢笑之中,常如登高四望,但见莽苍大野,荒墟废垄,怅望寂默,不能自解。此无他也,气衰而志散,真老人态也。”(《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这里,诗人将自己的早衰、困顿和绝望的心情表现得何等充分。
他作为一位世家子弟,被朝中和地方大员多方照拂,那些凄凉悲戚、令人心酸的呼号,或是在主政一方的刺史之位,或是于朝中任职之时。仅就职位来看,难以想象会有“吊影自伤,向隅独泣”(《上吏部高尚书状》)这样的情状。正如中国民间智慧者所说“病要嚷,钱要藏”,这只是一种希望博得同情与援助的心理。在杜牧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的委屈感:他的来路毕竟不同,受此苦楚无异于人生大劫。外放偏远下州,远离家乡京都,尽管身为刺史主政一方,到底还是委屈难平。
杜牧这种夸大的叫苦喊痛让我们再一次想起韩愈,这两位旷世文人不仅在文章风骨方面一样挺拔雄峻,而且在性情上也都单纯如孩童,呼号声很大。只是杜牧在呼喊的同时还伴有委屈的呜咽与抽泣,而韩愈则是一阵雷雨过后便云散天晴。同样面对生存苦境,另一位性格上也带有纯稚之气的苏东坡却别有一番风貌。他刚到贬地黄州没有安身之处,全家老少二十几口挤在江边简陋狭小的水上驿站,却如此描绘:“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书临皋亭》)
我们打开杜牧诗文,会发现他在幕府和外放期间,即所谓不得志之期,生活还是相当惬意的。十年幕府的主要情形如何?他在《遣怀》一诗中回忆了那段风流倜傥、狂放不羁的生活:“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从小养成的贵公子习气对他来说是没有办法的事,中唐以后盛行于文人间的游冶风习与放松的幕府生活环境,更是加重了这些嗜好。宋代《太平广记》记载他在牛僧孺淮南幕任推官、掌书记时,几乎夜夜都去十里长街寻欢访妓。当他即将离开扬州去京城任监察御史时,牛僧孺为其摆下送行酒宴,特意叮嘱:我常担心你风情不节,或有伤身体。最高地方长官发出这样的临别赠言,稍稍出人意料,但从中也可看出关切和爱护,更可见杜牧当时的生活情状。
诗人尚在青春之期,心志与身体全都强盛,一旦沉迷即很深入,这似乎不难理解。这时候他写下了为数不少的缠绵诗,艺术与情致皆有可取,且非常感人。他为那个“天下独绝”的歌伎张好好留下了五十八行的诗句,并且写在了硬黄纸上,“高一尺一寸五分,长六尺四寸。”(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宋代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以《张好好诗并序》和《杜秋娘诗并序》为例,认为“牧风情不浅”。这方面最有名的诗还有《赠别二首》:“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即便是凭吊怀古,感物伤别,也是含思悲凄,流情婉转:“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堕楼人。”(《题桃花夫人庙》)“独倚关亭还把酒,一年春尽送春时。”(《春尽途中》)“流水旧声人旧耳,此回呜咽不堪闻。”(《入商山》)“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齐安郡中偶题二首·一》)“笑筵歌席反惆怅,明月清风怆别离。”(《题桐叶》)类似诗句数不胜数,在杜牧所有文字中占有突出的位置。李商隐曾写道:“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杜司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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