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隐之别
王维一生共有四次隐居,即淇上、嵩山、终南、辋川。诗人之命运在四个时期各有不同,隐之时间与深度也大为不同,需要从细部加以辨析才能稍稍深入探究其思想与艺术,这也是极为必要的。
淇上隐居是暂隐,是外贬济州之后的短期等待。此时他刚从基层归来,教训和见识互存,对未来毫无把握,处于一种犹豫观望状态。因为正逢气盛志壮的青年时代,锐气尚在,机会固有,仍然具有一种寻获的强烈欲望,不会甘休。淇上小隐距离长安干谒不过四五年,身上强大的冲力还在,只不过是环境发生了变化。王维经历了一次贬斥即变得谨慎了许多,第一次隐居也成为反思、总结和筹划的一个重要阶段。“屏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日隐桑柘外,河明闾井间。牧童望村去,猎犬随人还。静者亦何事?荆扉乘昼关。”(《淇上田园即事》)
青年之隐与中年晚年之隐,隐之性质、目的和心态都有区别。没有淇上之隐便没有嵩山之隐,从淇上到嵩山,当有一种深思之后的行动感。嵩山之隐包含了许多生命的主动性,没有一般意义上的退让和消极,而是蕴藏着某种积极。“山中多法侣,禅诵自为群。城郭遥相望,惟应见白云。”(《山中寄诸弟妹》)第二次嵩山隐居非常重要,它是王维一生命运的枢纽所在。因为退隐之前他曾献诗张九龄,未获回应,于是一路追随唐玄宗巡幸东都的人马来到洛阳,隐居嵩山等待机会。在张九龄提拔之下获得右拾遗职位,虽然是位卑职微的从八品上,但跟从皇帝身边,能够直接进言,地位显赫而重要,像陈子昂、白居易也曾为右拾遗,而杜甫和高适做过左拾遗,后来白居易与高适都官居二品。诗人一生仕途就此展开,所以嵩山之隐为最大的人生契机与关节,诗人要一生感激和怀念张九龄。
王维第三次隐于终南山,“终南别业”预示诗人的隐逸之心愈重,将做长久疏离的打算。因为这时张九龄已经去世,从此恶相李林甫当道,王维自然畏惧,不遭厄运已是大幸。这个时期他与内弟崔兴宗、好友裴迪一起,流连于烟霞翠霭,问禅访道,精研佛理,吟诗弹琴,啸咏终日。终南隐居为躲避和等待,采取无争之智。因为李林甫对张九龄原来的班底一定会警惕,最后观察下来,看到的是一个散淡无为的王维。王维得以升迁左补阙从七品上,又一次成为皇帝身边的谏官和近臣。王维在这个任职上怎样进取不见记载,因为人们注目最多的还是“辋川别业”:买下前辈诗人宋之问的宅第修葺、扩建,为母亲修建一座精舍,显然怀有终生大隐之志。作为一个宫廷人士,如此超脱无争,同僚不再提防,也不会成为政争的焦点。不过作为张九龄提拔重用之人,最后还能够得到几次升迁官至正五品上,也算是官场奇迹了。
在以人划线的官场政治中,王维现象值得研究。
背向官场,免除竞争之酷,先得保全,然后进取;最难的是内心修持之功,正好于此时完成。辋川唱和,侍母修佛,聚诗友写华章,成就一生事业。“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隐居辋川期间,裴迪干谒不遂郁郁不乐,王维与其对酌,为其排解,这就有了他们的辋川唱和。越是后来的隐居期,王维越是以逸待劳,相得弥彰,颇富闲居之乐。这一切不仅减轻了焦虑与痛苦,获得心灵宁静,而且收获了标志其一生至高之成就的空灵、澹逸之诗,所谓“诗佛”之称,由此确立。
四次隐居,在时空上一次比一次更长更大,效果也更明显,世俗与精神两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种递进和攀升的状态。如果想找一个古代隐居的榜样,那么没有比王维更可取的标本了。隐之效果证明隐之路径,四次隐居并非简单重复,而是在循环往复中总结与递进、更新与创造,是别样的积极和进取。在这进取之中,不断走向另一个极致,即朴素的消极;而朴素的消极之后,又趋于另一极端化的完成,即走向“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智者的散淡。
这种散淡是真散淡,从容、质朴、自然。但奇妙的是:其人生在世俗与精神两个方面,都同时抵达了最高之境。
王维的经历让人想到一个曲折而明显的路径,即“消极的支援”。他的一生给人留下的突出印象为闲寂超脱、虚空消极,表面看入世的奋发励志只发生在青少年时期,而后尽管时有起伏,但大致已不再积极进取,好像彻底告别了儒家;其实不然,王维一生都没有放弃儒家的伦理纲常,忠君爱君及家国情怀并未泯灭,只是将佛道的出世精神寓于生命之中,成为独善其身的一股必然助力。
他年轻时壮游、隐居,李林甫时期又出塞为使、知南选、出使榆林和新泰二郡,写下的辞章中虽不乏壮气之歌,但多数是即景素描。这是王维的壮游诗、边塞诗与其他同一题材诗作的显著区别:壮怀固在,客观呈现,唯静唯美,如画如歌。“言入黄花川,每逐青溪水。随山将万转,趣途无百里。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青溪》)“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出塞作》)“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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