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无论处于哪一个历史时期,破除愚昧的任务都极为沉重,需要提倡清新务实的思想,需要出现这个方面的勇敢者和奋斗者。而韩愈正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苏东坡在《韩愈论》中这样写道:“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虽然毁誉参半,但他的确指出了韩愈终生“扬”与“拒”的重点为何。
韩愈以强烈的“正儒”形象出现在中唐时期,对应的是佛道的上下弥漫之势。他个人身上的刚健之气,正是传统儒学所赋予的,崇尚“正儒”并力辟佛道的领袖地位,并无二选。其力量与气势以及贯彻其中的深刻理性,实在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和比拟。这种清晰一直坚守并持续下来,赢得了很多同道,这些思想与极力倡导的“古文运动”正好两相一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原道》一文应该重视,因为这是一篇纲领性文件,类似的重要文章还有《与孟尚书书》,区别圣人之道与佛老的界线,廓清一些原则问题,破除一些世上通行的混淆之论:“汉氏以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如此紧迫,形势逼人,责任所在,令人动容。
唐代皇甫湜说:“韩吏部之文,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冲飙击浪,瀚流不滞。”(《皇甫持正集·谕业》)苏东坡说他:“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如此气概,必有大理路主导才可焕发。这些宏文,即是大理路的确立,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们从源流上分析梳理,运思周密,关于佛道与“正儒”之区别,它们产生的历史以及现代演化状况,在佛道盛行的中唐时期可谓惊世大言。当时陷入潮流、堕入上方所好的儒生与大众,急需此等辨析与疾呼,是真正具有开辟意义的大言和新声。
《原道》写于韩愈三十五岁左右,任四门博士期间,正是他思想成熟的时期,是思想的系统化和深入化。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