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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有何物

·外有何物

李商隐青年与少年时代学过道,接受过一些驳杂的出世学问。他的一生当然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这是自不待言的。但是以他来对比同时代的韩愈、杜牧等人,就会发现,他与他们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韩愈和杜牧基本上可以说一生都是坚定的儒生,并非因为入仕之需才有志于儒学;而李商隐却对儒学时有质疑。他的这些想法是真实的,所以毋庸讳言,这对他后来的处世原则也多少构成了影响。

在他早年的《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中,有过这样的话:“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真是令人一震之问。在他看来,仅有“道德仁义”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许多“其他”。这看起来似乎并无大错,但这里的问题是,人世间会有多少物事游离于这四字之外?又有多少物事会与这四字对立?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在当年李商隐那里肯定经过了许多思考。如果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儒生,在当时要独立于儒学的基本原则来处世,那么他的价值观也就发生了根本的逆转。

这绝对不是什么小事情。

这一问流露的东西何其多,可能出乎我们的预料。许多评说李商隐的诗论者都多少忽略了诗人发出的这一问,将造成巨大疏失。我们会在李商隐的一生中,找到许多与他早年这一质疑的有关之点,甚至找到一点因果关系。

在另一篇文章《上崔华州书》中,他还写道:“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也?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又说:“凡为进士者五年。始为故贾相国所憎,明年病不试,又明年复为今崔宣州所不取。”由此可见,李商隐在当时既是自由的思想解放者,又是一个相当勇敢的质疑儒家基本原则的人。出人意料的是,他在述说“甘露之变”时,对死于残忍的宦官之手的宰相发出了指斥。这对上述对象,还有所言事理诸方面,都多少有些惊人。当然历史之细节、时局之危急,个中情形也十分复杂。

李商隐不屑于恪守,与韩愈、杜牧等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可能不明白,就一位儒士而言,“道德仁义”这四字之外真的没有“何物”了。我们还可以从李商隐在牛李两党之间的游移中、从他离开待自己如师如父的令狐楚转向李党之举,看出一些犹豫和矛盾所在。“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现代人也许会这样说;但“真理”并不总是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才产生,而是贯彻在许多方面、许多时刻的。

就他那篇提出质疑之序文看,其中固有道理;但这篇序文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一场辞章大放送,就此重大质疑,似乎还需要更多的“正义”与“原则”的论述和讨论,不然就有强词夺理之嫌。他的性情是阴郁内向的,这常常令人同情复又哀伤。我们虽然不能要求他像韩愈等人那样一生恪守,愈战愈勇,因为他们毕竟人与文的风格都大为不同;但我们仍然觉得李商隐将儒家学说的一些根本性原则,与另一些人生智慧作对立观,是不够周密,也不够得当的。

我们对于反映诗人价值观、人生态度与立场的这些重要言论,之所以如此看重,是因为他两脚踏入的,是以儒家思想为道德伦理及行为操守、实现治世理想的士人之途,即便那些虚与委蛇的伪君子,尚不可以公开与之产生忤逆和对立。如果直言,这既是一种磊落和勇气,但又反映出根深蒂固的矛盾立场和另一种人生态度。他离开的是社会所遵循的普遍标准与原则,尽管持有更为复杂的理由;但要跟整个风尚逆行对立的话,他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当年的社会和官场即便是遵循一些表面化的恒常之理,一旦打破,个人之口是无以辩驳的。这也正是以令狐绹为首的那些牛党人物、一些固守正统观念者诟病诗人的依据。这些依据通俗可解,远不像诗人自己所辩白的时候那么细微和隐晦。这种通俗的责难,通常会变为一把刺向诗人的利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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