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的轻与重
李商隐的情爱诗,特别是那些著名的无题诗,历来评论最多也最受注目。“尝读义山‘无题’诗,爱其音调清婉,虽极其秾丽,然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而深惜乎才之不遇也。”(明·杨基《无题和唐李义山商隐》)与此看法接近的古代学者还有吴乔、冯浩、纪昀等,认为商隐的无题诗中绝大部分是寓意于令狐绹。今天看对它们的过度诠释,会有不可承受之重;而仅做游戏闲笔来看,又似有不可接受之轻。它们其中一部分属于自语和自娱,并无过于具体的指向和思想玄机,尤其不可以做出有关人事细节的对号入座,那样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将它们置于纯粹艺术的“中立自然状态”,超脱于具体的人与事,倒有可能更加有助于我们的审美。这就像欣赏一部纯粹的交响乐,大可不必也不需要将其具体旋律指认为风与水、山与海、松涛与雷鸣、潺潺溪流或人之哭泣欢笑。它触动我们的直觉,产生通感、共鸣和联想,唤起我们固有的审美力,也就足够了。它的审美实现随着具体接受者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清代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中说,商隐之无题诗“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艳情者少”,这里仍然赋予无题诗过于沉重的任务。他言及“令人迷乱,夹杂不分”,却将重点放在了“实有寄托”上。这个寄托说得直白一些,就是其强烈的社会性、人事性,再具体一点就是指令狐绹,当时的宰相、权势者,即时势的代表、朝廷的代表。那么如此一来有些诗便有了具体对象,是达于上者,作求仕之用,而不仅是个人私下心绪的倾吐。它的工具性和使用性突然变得严重起来。如果我们否定了这些无题诗的求仕之用,即它在仕途上的工具性,而更多与其情事暗喻联系起来又将如何?是不是会稍好一点儿?稍稍贴近了审美?答案同样是不一定,因为这方面的过度诠释更其离谱。有些所谓学术人士,居然从中考证出那么多荒唐离奇、褊狭诡诞甚至是庸俗下流的两性情节。什么偷窥宫女嫔妃,什么暗恋女道士,什么情场争夺失恋与怨恨,而且在在有名,源路清晰。它不仅给人荒谬感,而且趣味低下。无题诗加上了这样的负重,也就更加不堪承受。
实际上这样的拆解都是有悖于诗学和写作学的。它们抽离了艺术的本质属性,将诗歌错误地当成了史实记录。尽管一部分古典诗章的确具有这个功能,它们甚至可以看成诗人日记,无论是李白、杜甫还是苏东坡、陆游等大诗人,都写有许多这样的文字,但其中的边界和特征还是非常清晰的。行笔不同,韵致不同,作用和赏读的方法自然也就不同。可能有人会说,即便是诗日记也有不同,因为诗人不同而多有变异,那么李商隐的诗日记为什么不可以朦胧多解,扑朔迷离?这样说似乎有理,但既然朦胧如此、迷离如此,为什么又要做极其具体的指认?这时候割伤的危险不是更大?不可确指而非要强力为之,这势必就是一场歪曲和损毁,等于把一件晶莹剔透的艺术品摔在地上,碎为八瓣,化为屑末以验其材质。这对于艺术审美当然是极大的痛苦,是不仁不义不伦不法之举。
事实上文学表达的制约边界,远比音乐要清晰得多。尽管如此,它的诗性核心,作为诗本身这种文学形式,是更加靠拢到音乐的方向。在文学的诸种体裁中,诗是极为特别的,极致化、纵深化、模糊化,是这一艺术形式的一个基本特征。言外之意,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朦胧多解,当是一种常态。正如南宋诗论家严羽所讲:“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所以也正因为如此,诗与文,它们的使用性、它们的功效,往往有了很大的区别。文学作为公器,常常表现为文;而作为私用,常常表现为诗。
在古代诗人那里,诗与文相比,往往更为重文。所以李商隐生前自己动手编过文集,却没有编过诗集。其他一些诗人往往也是同样。比如王维的诗集是他死后由弟弟王缙收集编订,因为唐代宗喜欢这些诗作。韩愈一向不重视自己的诗:“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和席八十二韵》)苏东坡也不重视自己的诗,经常酒后随意涂抹,然后不知所终,倒是对自己的《书传》《论语说》《易传》这三大著述极为重视,认为完成此事此生便不曾虚度:“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谕,其他何足道。”(《答苏伯固》)但后来又有多少人会注目他这“三大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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