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占田自正统年间“尹奉、喜宁始”(23),其后越来越多。其取得土地的主要方式是受赐和奏乞。天顺元年(1457年)五月,太监刘家林被赐予“真定府深州田一百顷”(24)。天顺三年(1459年)三月,太监张辉被赐予“直隶保定府新城县空地一百五十余顷”(25)。成化十七年三月,上层宦官陈昱被赐予“定兴田二百九十余顷”(26)。这些都是宦官接受赐田的例子。正德七年(1512年)十一月,镇守宣府的太监王刚“奏乞前镇守者地百二十一顷”,“诏特与之”(27)。这是上层宦官奏乞土地的一例。仗势侵占官民土地,也是上层宦官取得土地的重要方式。史载正统至天顺间的太监曹吉祥原有土地十顷十三亩,后“占过军民地二十四顷八十七亩”,组成了三十五顷大小的田庄(28)。“正德中,奄人多夺民业为庄田”(29)。上层宦官也有购买土地的,如正德年间御用监太监丘聚在良乡购买土地四顷(30),万历年间太监张诚“买邵皇亲等庄田不下数百余所”(31)。不过,利用这种取得土地的方式,在上层宦官来说,远不如前述三种多。
上层宦官利用封建特权从事商业活动的相当多。正德年间“山海关、广宁、辽阳等处俱有镇守太监店房,擅自抽分”(32)。万历时太监张诚“市店遍于都市”(33)。他们有的店铺还是皇帝赐予的,成化时太监梁芳被赐给和远官店(34)。有的是上层宦官私自设立的,如正统年间,“太监僧保、金英等,恃势私创塌店十一处,各令无赖子弟霸集商货,甚为时害”(35)。有的是将官店据为己有,正德元年(1506年)五月,吏科给事中吉时“劾镇守辽东太监朱秀,于山海关外八里铺,奏立官店,以驻往来车辆,初欲取其税,以补犒夷之费耳,而乃私之。凡一车必银一两,过者皆不免焉,实未尝用之于公”(36)。上层宦官利用特权分享食盐专卖权谋取私利的也不少。正德元年(1506年),户科左给事中尚衡曾为此而向皇帝报告说:“近来皇亲、驸马、公侯、太监家人开中引盐,诡名包占,凭借声势,强中强支,商人聚守,资本折阅,是以近日各边报中者视昔甚少。”(37)在贩卖食盐中,有的上层宦官还搞大规模的走私,如《明史》卷三〇四《汪直传》载:“南京镇监覃力朋进贡还,以百艘载私盐,骚扰州县。”将资本投向采矿业的上层宦官,在史料中也可偶见记载,如《续文献通考》卷二三载:“明末有芮四者献策中官”,在江南开采银矿,“中官以己资率百人开采,恣扰乡民,得不偿失”。
上层宦官由于政治势力极大,财富甚多,其身份地位就处于很特殊的状态之中。一方面他们是皇室的家奴,另一方面又是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在皇室成员、特别是皇帝面前,他们称仆服役,在皇室成员以外的人面前,则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他们使有“私臣”:“掌家”为之“掌一家之事”,“管家”为之“办理食物、出纳银两”,“上房”为之管理“箱柜锁钥”,“司房”为之掌理一应文书。另外管帽、管衣靴、茶房、厨房、看庄宅等,也无不有专人役使(38)。他们本身没有子女,但可“荫弟、荫侄,封伯、封公”(39)。其门庭气势显赫,令人侧目。
在明代中后期皇室的政治经济状况中,第三个应注意的方面,是它继承和发展了历代皇室生活糜烂荒淫的腐朽性。
明初的皇室,特别是洪武时期的皇室,生活上注意节俭,颇有开国气象,而明代中、后期的皇室则挥霍浪费者极多,注意节俭者甚少。据记载,主管皇帝的伙食事宜的光禄寺,每年“额设银二十四万,先时止用十二万余,至正(德)、嘉(靖)时用至三十六万,犹称不足”(40)。“正统间,鸡鹅羊豕岁费三四万,天顺以来增四倍”,“天顺八年光禄果品物料凡百二十六万八千余斤,增旧额四之一”。厨役之额,当明仁宗之时有六千三百余名之多,数字不算小了,可是到了明宪宗时期又“增四之一”(41)。崇祯时期,在明代中、后期之中是属于皇室比较注意节俭的时期,但这时皇帝一人的膳费,每日也有三十六两银子,还不算厨料以及“药房灵露饮用粳米老米黍米”等;皇后膳费每天高达十一两五钱,厨料也不包括在内,其他的妃嫔、太子、诸王等比帝后所用稍少,但相差并不太多(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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