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中、后期的封建皇帝接续明初以来的情形、权力极度膨胀的表现,还可以从廷杖制度中看出来。“梃杖之刑”,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至正统中,“殿陛行杖习为故事”。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年),因谏止南巡,廷杖舒芬、黄巩等上百人,有的还被打死。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因群臣争大礼,又廷杖丰熙等上百人,死者十几人。嘉靖中叶以后刑法益峻,“宣大总督翟鹏、蓟州巡抚朱方以撤防早,宣大总督郭宗皋、大同巡抚陈燿以寇入大同,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以议丁汝夔狱缓,戎政侍郎蒋应奎、左通政唐国相以子弟冒功,皆逮杖之。方、燿毙于杖下,而黯、侨、良才等杖毕,趣治事”。又有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因正旦朝贺,惹皇帝发怒,“皆朝服予杖,天下莫不骇然”。以后万历年间仍有被廷杖者。身为国家大臣,但动辄即被皇帝在殿陛行杖,而且杖毕还“趣治事”,真个是“公卿之辱,前此未有”(11)。明代君臣关系,竟至如此地步,君主的淫威,真可谓登峰造极。廷杖在明中期以后尤多,这说明君主独裁专制在这时尤烈。
继续使用大量宫女和宦官,是考察明代中、后期皇室政治经济状况时应予注意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历代皇室都使用大量宫女和宦官,以充当家奴,操办衣食住行各种事务,进而使之在处理政务时充当帮手。明代中、后期也是如此。早在建国初期,明朝皇室就使用了大量宫女。为了管理这些宫女,组织她们为皇室服役,又设立了女官机构——六局一司。六局包括尚宫局、尚仪局、尚服局、尚食局、尚寝局和尚功局。一司是宫正司。六局一司共设置各种女官和女史二百多人,“各宫女使,皆分隶六尚及宫正”(12)。永乐以后,女官机构大部分被宦官衙门所取代,剩下的“惟有尚宝四司”(尚宝四司原属尚服局)(13)。明代中、后期,皇室仍旧不断从民间选用宫女,而且一次就选几百人,如隆庆三年(1569年)曾下令“选民间淑女年十一岁至十六岁者三百人”(14)。有时皇宫里的宫女总数可达数千余人(15)。宫女们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毫无人身自由,皇帝可以任意蹂躏她们。如明世宗“一日诵经,运手击磬,偶误槌他处,诸侍女皆俯首不敢仰,惟一幼女失声大笑”,明世宗回头看她,在场的人都认为她“命在顷刻矣”,十分担心。而明世宗念经完毕,却没有杀她,而是使之“承更衣之宠”。当时她年仅十三,明世宗则已“将耳顺(六十)矣”。此后她虽“贵宠震天下”,并被“册拜为寿妃”(16),而实际上却是被剥夺了选择称心配偶的权力。民间把入宫当宫女看作是落入陷阱,千方百计逃避挑选,有时发生挑选宫女的谣传,也会在民间引起极大的波动。如《云间杂志》卷中记载:“隆庆二年,讹传京中点淑女,一时男女尽皆配合,不论长幼良贱,有垂髫即笄者,有乳臭为夫者,孀妇亦皆再醮礼人,乐工昼夜不息,肴果之价腾涌,月余方息。后因婚娶不伦,往往成讼,已无及矣。”
宦官的任务与宫女一样,是为皇室服役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整年辛苦劳作,所得甚微,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其中的少数上层宦官却具有很高的地位,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有时他们大权在握,俨然二皇帝。究其原因乃在于明代君主专制高度发展,废丞相,建内阁,一切大权集中于皇帝手中。皇帝精力旺盛且乐于躬亲政务之时,尚可大权独揽;而一旦皇帝年幼或昏庸无能、倦于从政,就会把处理政务的权力交给朝夕伴随身边因而得到信任的太监手中。
随着上层宦官权势的增长,其财富也迅速增殖。特别是明中期以后,有权势的宦官的富有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其财富的积累主要靠三个途径,一纳贿,二经营庄田,三开设私店从事商业活动。
英宗时的王振,已开明代上层宦官大量纳贿的先例。“每朝觐官来见者,以百金为率,千金者始得醉饱而出”(17)。土木之变后,“籍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玩无算”(18)。这样多的家财,主要是其收受贿赂所得。弘治时太监李广自杀,孝宗怀疑他“有异书”,派人至其家索取,“得赂籍以进,多文武大臣名,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孝宗阅后很吃惊,说:“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解释道:“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19)这是太监受贿赂的典型事例。武宗时的刘瑾勒索贿赂更为苛刻,“要索天下三司官贿,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与则贬斥,与之则迁擢”(20)。兵科给事中周钥勘事淮安,知府赵俊善“许贷千金,既而不与。时奉使还者,(刘)瑾皆索重贿,钥计无所出,舟行至桃源,自刎”(21)。刘瑾被籍没时,其家产有“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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