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史研究之外,鲁迅在文学史研究上亦有所创获。1926年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曾编写讲义,分篇陆续刻印,书名刻于每页中缝,前三篇名为“中国文学史略”(或简称“文学史”),第四至第十篇均为“汉文学史纲要”。该书在鲁迅生前未出版,1938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全集》,才得以收录,并取后者为书名,沿用至今。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间不长,因人事纠葛而辞职,《汉文学史纲要》也因此未成完璧,自先秦起,迄于汉代,仅得10篇。尽管是一部未竟之作,但《汉文学史纲要》还是体现出鲁迅独特的文学史研究思路。首先,该书第一篇名为《自文字至文章》,文学史从文字讲起,这与同时代及后世绝大多数文学史著作不同。阐述“文”的起源及其本义,还原文学诞生的历史语境和物质形态,这一思路既受到章太炎和刘师培等人的影响,也源于鲁迅个人的治学理念。鲁迅晚年,屡有撰写中国字体变迁史和文学史的想法,虽未能实现,但兼治文字与文学的学术选择,可见一斑。其次,该书以作家的创作环境、经历及其著作为最基本的研究依据,既是对刘勰“时序”说的继承,又体现出鲁迅本人对文学史独特的观察和把握方式。鲁迅的文学史研究,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世态人心的透彻把握,据此透视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其发现常出人意表,道他人所不能道,而又准确贴切,令人折服。即使是对艺术风格的分析,也多从社会思想和文人心态入手,颇多知心之论。再次,对作家作品的点评,深刻而妥帖,如称《庄子》“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赞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等,均成为文学史研究的经典论断。
《汉文学史纲要》至汉代而绝,鲁迅对汉以后文学史的论断,则承载于其杂文之中。其中最著名者,当属收录于《而已集》中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该文是鲁迅于1927年7月23日、26日在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所作讲演的记录。这次讲演的记录稿经鲁迅本人修改,连载于1927年8月11至13日、15至17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173至178期。同年,经鲁迅再次修改,发表于1927年11月16日《北新》半月刊2卷2号。后辑入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10月出版的《而已集》,编辑过程中又经鲁迅进一步修订,成为作者生前的定稿。尽管不是一篇纯粹的学术论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仍体现出鲁迅的文学史观,可以视为鲁迅未完成的《汉文学史纲要》的魏晋部分。该文最引人注目的论断,是从“纯文学”的视角出发,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此外,鲁迅从魏晋时代的政治环境、文化风气、文人心态和生活方式(特别是衣着饮食的物质形态)出发,考察魏晋文章清峻、通脱之风格的成因,从而将思想史、文化史与文学史相融会,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史研究。以该文对嵇康、阮籍的评价为例,嵇、阮二人一直以反礼教的姿态为人熟知,亦因此而为人诟病。鲁迅却认为,他们的反礼教,实际是太爱礼教之故,是因为痛感魏晋时人以崇礼教为名,实则毁坏礼教的风气,受激而变成反对礼教。正是出于“观世态”和“观人心”的视角,鲁迅得以在人所共知的史料中见他人所不能见,得出新颖且令人信服的结论。
之所以如此,与鲁迅对自身的文化定位密切相关。鲁迅不属于“学院派”知识分子,除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短期专职任教外,毕生都与学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鲁迅离开上述两所大学,除人际关系的因素外,也是其思想方式与学院体制的差异造成的。“鲁迅并非研究文学的专门家,就其兴趣与知识结构而言,更接近中国古代的‘通人,或者西方的’人文主义者”,这使其研究无法为某一专业、某一学科所统辖。鲁迅的文学史研究为人称道之处不仅在于对史料的充分掌握,还体现在对作品艺术特质的精确判断,对作家文化心态与时代精神的透辟分析之中。这源于其丰富的创作经验、敏锐的艺术感觉、全面的知识结构和对历史人生的深刻领悟,这是单纯的文学史学科所无法涵盖的。因此,考察作为文学史(小说史)家的鲁迅,学院式的研究思路固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要保持一定的自觉,防止研究的过度专业化与学科化,以便更充分地感受鲁迅的学术研究背后活跃的思想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思考题:
作为“学者”鲁迅迅与作为“作家”的鲁迅有什么内在精神联系?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