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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鲁迅的杂文

到了魏晋六朝,庄子开始复活。如闻一多先生所言:“像魔术似的,庄子忽然占据了那全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而在《庄子》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小品文开始蔚为大观。魏晋六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鲁迅所谓的“文学自觉的时代”,从此开始,小品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出现于文坛。而鲁迅所取法于中国传统的小品文的,除了其灵活多变、短小精悍的形式外,主要还是它的战斗的锋芒。为此,鲁迅有过专门的说明:“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去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这些战斗的小品文,对鲁迅无疑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鲁迅从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史传文”传统中,吸收的主要还是其“直面惨淡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鲁迅在中国散文史上的最重大的贡献,首先在于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具体地说,他发展了中国散文的那些战斗的“史传”文学传统,把传统散文从一般的论道、抒情、述志,发展为一种战斗的“杂感”文学。鲁迅认为,“杂感”应对社会生活中“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所以,从开始写作杂文,鲁迅便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广泛的社会痼弊,进行他所谓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判”:“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以看出,鲁迅写杂文、办刊物,目的都在对于社会、对于文明进行批评。从“胡须”到“牙齿”,从“他妈的”到“费厄泼赖”,他几乎无所不谈。在这些文章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判都是结合在一起的。虽然鲁迅自谦说它们都是些“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并且认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但这种“直面惨淡的人生”,反映迫切的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精神,已经与那种以“载道”、“言志”为旨归的传统散文大相径庭。就这个意义而言,如果我们把鲁迅的小说视为“史诗”的话,那么完全可以把鲁迅的“杂感”视为一代的“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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