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花夕拾)里,作者回忆儿时受到的教育,在沉痛的反思中批判封建的道德文化。他大声疾呼:“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其着眼点是在白话更有利于儿童的教育;他反对强制僵化、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在《五猖会》里表达了对硬要自己背书的父亲的不满和不解;他不遗余力地抨击虚伪残酷,扭曲人性的“二十四孝图”对扼杀天性的“郭巨埋儿”的故事,他发出这样的疑问:“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而对于虚假肉麻的“老莱娱亲”,他表示,像这样的家庭,“我是一天也住不舒服的,你看这样一位七十来岁的老太爷整天假惺惺地玩着一个‘摇咕咚’”。那么,鲁迅主张的教育是什么呢?在本书里,他没有明说,但是细心的读者看得出来,民主、真诚、使人得到美的熏陶、顺应人的自然天性的教育,会是他认可的。他对绘图本《山海经》、《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花镜》等书插图的喜爱证明了这点。
《朝花夕拾》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每篇文章中作者面对的对象是具体的、可以把捉的“故乡”、“旧事”,以及其中涉及的自己有确定情感投射其上的生命个体,已经不再是《野草》中那个处于矛盾、紧张、焦虑中,不断变异、无法把握的“我”;他面对的是一个曾经经历的实在的现实世界,而不是《野草》中那不断遭遇虚空的主观世界。这就决定了作者写作心态的自然、率真、从容和亲切,从而直接影响到全书的写作风格。二是或许正因为写作时面对对象及写作意图的确定,作者提笔时颇有交流和对话的冲动。重提旧事,不会是没有对象的;没有对象,旧事就不必重提。对象是谁?应该是那些关注鲁迅创作的人,那些愿意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鲁迅和他的创作的——恰如鲁迅愿意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的读者。根据鲁迅那时情感和思想的立场,可以推知,这最有可能是那些乐于接近他、和他交流的青年人。和《野草》里远离人群,在私人空间里享受孤独和寂寞,在静夜里“拷问自己”的“自言自语”、“独语”不同,《朝花夕拾》的写作是有倾谈对象的“闲话”,形成所谓“任心闲谈”的“闲话风”。论者发现,“出于沟通与对话的需要,《朝花夕拾》的大部分篇章都充满亲切、和蔼的叙述态度,具有鲜明的‘讲述性’”。《狗·猫·鼠》中说“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阿长与(山海经)》中说“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说“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范爱农》中说“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这些带有浓厚“讲述性”的句子,在书中比比皆是。这类表述在一定意义上显现出此书所具有的“讲述性”或“闲谈性”。
二、《朝花夕拾》的艺术特色
《朝花夕拾》所收文章的风格是多样的,我们认为,由“任心闲谈”而来的自然、亲切、幽默与雍容等应是具有主导性的方面。鲁迅曾说五四时期的散文小品“带有一点幽默和雍容”,他自己的创作也表明“幽默和雍容”是他的散文注重的两个方面,此处且就这两方面略作阐释。
先说雍容。作者本来是叙述以往生活经历,却天马行空,纵横驰骋,时而发掘记忆,时而描绘景物,时而抒发感慨,时而考索故实,时而抨击论敌,真正做到“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表现出雍容的风格。如《无常》中先写迎神赛会上出巡的神及握有“随意杀人的权柄”的另一种神,忽而转写让大家紧张又高兴的勾魂使者“活无常”,随之笔锋宕开,追忆儿时对庙里的“无常”的恐惧心理,又谈到《玉历钞传》中的“无常”;接着,从佛经中没有“无常”,它也许就是人们“人生无常”观念的形象化,谈到世间没有“正人君子”标榜的“公理”,“愚民”只好以想象中的“阴间”来评判“阳间”;又描绘“无常”出场的美妙的情景,叙述和“下等人”一起“高兴”地看“无常”的表演;再转而重提迎神赛会,追叙“送无常”的种种礼仪风俗,也对“正人君子”进行旁敲侧击的讥刺;最后又有一番鬼神之事难言的感慨和议论。全文把关于“无常”的散漫的印象巧妙地组织在一起,海阔天空、信手拈来,却浑然一体,紧扣中心。
再说幽默。《朝花夕拾》充满幽默的情趣,这种幽默常和议论结合,有揭露和讽刺的作用。如《父亲的病》里说到奇特的药引——“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作者就插入议论说:“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以此辛辣地揭露庸医行骗和封建礼教的虚伪可笑。此外,也有“一种平静和善意的幽默”。如《阿长与(山海经)》写长妈妈睡觉,“满床摆着一个‘大’字”,让“我”“无法可想”。但她讲了“长毛”的故事后,“我”对她有了特别的敬意,“夜间的伸开手脚,占领全床,那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了,倒应该我退让”。这里,作者用一种貌似严重其实幽默的口气追叙长妈妈的睡态的缺点,由于怀念,连她的缺点都感到亲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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