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的小说中,《伤逝》是很特殊的一篇,它写成于1925年10月21日,写成后并没有在当时的报刊上公开发表,而是1926年8月直接收入小说集《彷徨》中出版。或许由于鲁迅自己的婚恋经历十分坎坷,而这篇采取“手记”形式,渗透着浓郁情感因素的小说又与作者的生活态度、人生经历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因此,白《伤逝》问世以来,从社会学、叙事学、接受美学、性别诗学的角度对它的阐释可谓层出不穷。在很多情况下,对《伤逝》的解读意味着对涓生、子君爱情悲剧的思考,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是社会习俗的排斥、经济的压迫、个性解放的不彻底,还是爱情的停顿都可视为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因为任何历史事件都不是单一、线性的发展轨迹,任何一个局部的、偶然的因素同样可能改写历史。当一个年轻的生命随风而逝,涓生的悔恨与悲哀都似乎有了明确的落脚点,但是,如果子君仍然活着,那段令人骤然生动的恋情最终也将不复存在,那些激励着青春岁月的理想也将变得虚妄……这时,小说中一个反复出现的词语会深深地印人我们眼帘:空虚。
空虚在文本中几乎无所不在。在遇到子君之前,涓生居住的破屋是寂静和空虚的,全仗着子君的到来逃出那寂静与空虚;当他勉强以笑容和话语迎合子君时,话一出口,却即刻便为空虚;婚后再与子君谈论文艺时,那些会馆的破屋里讲过的话已经变成空虚;回到会馆之后,那些给他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这些难以言状的空虚贯穿了涓生的心境,令他孤独、怀疑、退缩、虚妄……很难说这种虚空来源于何处,青春时期的哀愁、独处的孤寂、婚后日常生活的琐屑繁杂、理想的幻灭、人生的虚妄……他曾经希望爱情能够驱逐这种虚空,因此子君的脚步声才会使他“骤然生动起来”,但是最后的结果不是爱情驱逐了虚空,而是虚空驱逐了爱情,甚至爱情也成为了虚空的一部分。小说的最后,子君被父亲接回家去,郁郁而终,涓生则在悔恨和悲哀中一边体会着空虚与孤独,一边向新的生路走去。
仔细阅读文本,可以发现,小说存在两组对立关系,一是涓生、子君与由老东西、小东西、官太太、叔叔、路上、局里等构成的外界,一组则是涓生与子君。和五四时期其他婚恋题材的小说不一样的是,《伤逝》没有刻意强调外界压力对恋情的破坏与阻挠,涓生和子君由恋爱到结婚并没有遇到难以抗拒的外在压力,有时候外在压力反而激发着他们的骄傲与斗志。在这个时候,子君的表现更加沉着与勇敢,当她离开会馆时,明知道别人家的玻璃窗里有不怀好意的窥视者,她却“目不斜视地骄傲地走了”;两人在路上同行,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使涓生“全身有些瑟缩”,她却“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淡然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当涓生被辞退时,她还说:“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但是,一旦进入与涓生的对立关系中,子君就丧失了这样的勇敢与自信,在与涓生的冷战中,她起初神色凄惨而冰冷,但涓生以超过她的冷漠回敬她时,她便犹疑、恐怖起来。涓生告诉子君不再爱她时,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以至于涓生悔恨中想起她时,她总是灰黄的脸,孩子气的眼睛带着恳托的神情。子君的态度存在如此大的反差,其原因并不在于二人同居后子君“早已什么书也不看”,也不是她不懂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恰恰相反,在某种意义上,涓生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她是在涓生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中受到个性解放的启蒙,从而说出了小说中最响亮的话语:“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为此,她付出了与家人决裂的代价,与涓生同居。其实,无论是她还是涓生都不知道建立了小家庭之后,个性解放的道路还能怎么走。涓生固然不满意子君不再读书,但即使子君继续读书,只怕他也难以满足,因为这也无法符合求生的生活要义。子君未必就不能再走出家门,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无论是涓生还是整个社会都没有再给予她这样的启发和提供相应的机会。除了按照周围人的方式生活,例如像官太太一样养鸡养狗,她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她必须死死拽住涓生。在某种意义上,子君的悲剧是从涓生的启蒙教育开始的,充满理想色彩的启蒙话语由于没有相应的社会斗争的成果相配合,它的空洞与虚妄就会逐渐在激情冲动之后,让人们受到现实生活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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