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创作的小说大量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在文本中直接出现叙事主体“我”的声音。吴晓东指出,“鲁迅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复杂化,是现代小说复杂化的一个标志,从而在形式层面上标志着文学范式的创造性转化”。“我”既是叙述者又是小说中的人物,小说或在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之间制造间离效应,或把主体情绪融入叙述,从而抵达叙述对象的灵魂深处。《狂人日记》在这方面就有十分突出的表现,它以日记的形式展示了“迫害狂”患者“我”的精神、心理状态,塑造了“狂人”的形象。小说按照狂人的心理流动来组织小说,他的多疑、敏感、妄想,都符合迫害狂的病态特征,而他杂错无伦次的疯言疯语,又道出了被压迫者的心声,显示出一个新时代觉醒者异常的清醒。小说在日记本文之外,又有叙述者“余”的文言体小序,更使文字表象与真实寓意之间,产生一种内在的张力。《伤逝》的副题“涓生的手记”也是同样的叙事策略,使涓生的表白与作者的立场拉开了距离,形成叙述的内在张力。
《孔乙己》中的叙述者“我”是咸亨酒店的一个小伙计,他对孔乙己的看法、态度,折射出周围的世界和社会事相,他“附和着笑”,参与“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从而使表层叙述与作者的倾向、情感基调之间产生了某种对立,在作品最后,随着孔乙己的惨死,“我”的叙述愈发平静,作品的反讽意味也达到了顶峰,反而引起读者对孔乙己的深刻同情。
《彷徨》中还有一种别具鲁迅特点的叙事方式,即叙述者“我”作为一个独立的角色出现,叙述的却是作品中另一“对偶式主人公”,“我”和这一主人公是“有着独立的目的、激情、思虑的自我意识主体”,他们各自拥有不同的世界图像,但两个独立主体之间又具有某种对话关系,如《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两篇小说中,叙述者“我”与吕纬甫和魏连殳的对话、辩驳,实际上是鲁迅将自己的内心体验一分为二,分别转化为两个艺术形象,恰到好处地表现作者内心的两个侧面,映射了鲁迅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经验的内心悲苦、绝望以及矛盾、冲突。这种处理方式是一种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尝试。
《呐喊》、《彷徨》小说集中,横断面切割的叙述方式也十分常见。如《示众》,只是场景的描绘,这里没有中心人物,没有曲折的情节,只是一些不知名的无聊看客,在展示他们的好奇、热情和挤轧,“示众”恰似一场国民性痼疾的展览;《药》则是几个场景在明线和暗线的牵引下戏剧化的组合;《风波》则主要是由农村生活场景构成。传统小说的线性叙述,变为诸如心理、情绪、命运以及环境、时间、节奏的错综、多面、弹性的叙述,多种人物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充分展示出各自的原生态,在叙述者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浮现“沉默的国民的灵魂”。对于习惯于追踪情节的中国读者来说,这种淡化情节的叙述方式无疑打破了读者的心理期待,带来异样的审美效应。《呐喊》、《彷徨》中所收作品在叙事结构上的现代化,带来了小说文体的巨大革命。
三、象征性意蕴
《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饱含象征意蕴,丰富了现代小说的内涵。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以“为人生”的社会写实小说为主,而表现自我、袒露内心的自叙小说也风行一时,在民族灵魂改造和个性解放方面它们都起过巨大的作用,而在艺术表现上,却不如《呐喊》、《彷徨》深沉蕴藉。可以说,《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奠定了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而这现实主义又是开放的,以写实为主,融合了多样表现手法,尤其是汲取“象征”的手法,使作品具有浓郁的象征色彩和意蕴。象征的运用增强了写实文学的文学性,有言近旨远、余味无穷的艺术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的“象征”系统背后并没有一个超验的、形而上的世界,更多的是代表作家对于现实人生的感悟,被丰富的人生景象所包裹。鲁迅式的象征,总是和现实主义相调和,指向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与西方象征主义的怪诞、变形、晦涩有着明显不同。鲁迅在《黯澹的烟霭里》译者附记中曾说:“安特来夫的创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鲁迅的作品也正是达到了这一境界:具象与抽象浑融,意味与形式统一。
《狂人日记》是一部最具象征意味的小说,“狂人”本身就是一个象征色彩较浓的人物形象。在这篇作品中,“古久先生”、“陈年流水簿子”、各式各样的眼睛——赵贵翁的眼、狗的眼、路人的眼、女人的眼、孩子们的眼、医生的眼、死鱼的眼……都具有浓烈的象征色彩,暗示充满杀机的传统习惯势力无所不在。狂人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对他的行为、心理都是写实的,但是疯子语无伦次的自白却隐喻着先觉者对数千年文化传统的怀疑和疏离。利用这一形象,鲁迅可以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真相”说出来,这真相,在正常人生故事中是很难准确表达的,而13则日记却对中国传统制度和文化的腐朽、堕落和不道德作了触目惊心的暗示和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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