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长者为本位的父子关系强调了父辈的权利,以幼者为本位的父子关系则突出了父辈的义务;以长者为本位的父子关系所讨论的只是“我们怎样做孩子”;而鲁迅批判了父子关系中的不平等性,从幼者本位出发,反对一贯的家长作风,提出了“我们怎样做父亲”的伦理命题。
在中国的封建伦常中,妇女的地位是最为低下的。鲁迅强烈地反对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认为“阴阳内外的古典”实在是“荒谬绝伦”,“就令如此,也证不出阳比阴尊贵,外比内崇高的道理。况且社会国家,又非单是男子造成”。因此对那些专为女性而设置的畸形道德如节烈、贞操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应守的契约。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在鲁迅看来,单方面要求女子讲节操是极不合理的,“即如失节一事,岂不知道必须男女两性,才能实现。他却专责女性;至于破人节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过去。”这其实是一种卑鄙的伦理文化,而这种卑鄙的文化又孕育了一种卑鄙的社会心理:“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那么,这种不人道的非道德的观念为什么会成为封建伦理道德规范?鲁迅分析了这种伦理道德的阴暗心理及其历史演变,认为“节烈”这种观念并非“从来如此”的,而是宋代的一班道学家们强造出来的。“贞操”、“节烈”契合了中国向来的差等的人伦关系,对男性有百利而无一害。在一个男子中心主义的社会里,那些“上当的女子”即使有怨言也毫无办法,“原来‘妇者服也’,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体质一样,成了畸形。所以对于这畸形道德,实在无甚意见。就令有了异议,也没有发表的机会”。妇女长期浸润在这种伦理道德之中,深受其苦也不能自拔,长而久之就会认同这种畸形的道德,甚至反过来会强化、维护这种道德。《祝福》中的祥林嫂被迫改嫁之后寻死觅活地去撞头,这种激烈行动的背后正是一妇不事二夫的节烈观念在作怪。
第二,反对奴役,追求独立自由。鲁迅高度关注人的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反对一切形式的奴役与压迫。鲁迅形象地概括了中国“一乱一治”的历史,“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他认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伦理道德使得“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一直排到现在,人们身中其毒而浑然不知,陶醉于被奴役和虐杀的状态。“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
鲁迅发现生活中处处存在着奴役与压迫,而没有独立的主体,就不能成为自觉独立的个体。因此,他把人的生存发展与追求独立放在重要的位置。在他的散文诗集《野草》里充满了追求独立自由的伦理哲学,比如《影的告别》中的影子因为“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而宁愿在黑暗里沉没,因为“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这里体现的正是鲁迅一贯所追求的独立自由的精神;《过客》中的“过客”要不停地往前走,不愿返回去,也不愿接受小姑娘的施舍,不愿自己受到任何事物的羁绊,明知前面是坟墓还是要不停地往前走;《这样的战士》中的“战士”面对“无物之阵”,不管是“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他都要举起投枪,显现的仍然是自由、独立的精神。
鲁迅彻底地否定了人的非自由存在状态,肯定自由存在,追求人的自觉独立。“惟有此我,本属自由”,“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他批评了西方文化的缺陷:“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他在肯定科学力量的同时,也指出了科学对人精神的遮蔽,批判了物质力量对人的心灵的异化。他还从伦理自由的角度质疑近代民主制度,认为民主“借众以凌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他呼吁“独战众数”、敢于反叛的“摩罗”精神,呼唤“别立新宗”的“撒旦诗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反映了鲁迅反对奴役、追求个体精神独立自由的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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