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鲁迅也深刻地指出了宗教钳制思想自由、妨碍科学进步和阻碍社会发展的巨大弊端。在《人之历史》中,鲁迅说:“当十三世纪时,力大伟于欧土,科学隐耀,妄信横行,罗马法王,又竭全力以塞学者之口,天下为之智昏,黑格尔谥之日世界史之大欺罔者(Diegrossten Gaukler Weltgeschichte),非虚言也。”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又说:“按之史实,乃如罗马统一欧洲以来,始生大洲通有之历史;已而教皇以其权力,制御全欧,使列国靡然受圈,如同社会,疆域之判,等于一区;益以梏亡人心,思想之自由几绝,聪明英特之士,虽摘发新理,怀抱新见,而束于教令,胥缄口结舌而不敢言”,“当旧教盛时,威力绝世,学者有见,大率默然,其有毅然表白于众者,每每获囚戮之祸。递教力堕地,思想自由,凡百学术之事,勃焉兴起,学理为用,实益遂生,故至十九世纪,而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鲁迅认为,正是由于基督教“梏亡人心”、限制人的思想自由,所以造成了“科学隐耀,妄信横行”、“天下为之智昏”、“聪明英特之士”“胥缄口结舌而不敢言”的恶果,从而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待到“教力堕地,思想自由”之时,科学和社会才会蓬勃发展。所以,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上,鲁迅提出文化历史的“偏至论”。他充分肯定科学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的巨大推动作用,认为人类从科学中获得理性,并以科学的理性战胜愚昧,克服对自然、对人自身认识的盲目,产生了人之为人、民族之为民族的自觉意识。“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继复流衍,来溅远东,浸及震旦,而洪流所向,则尚浩荡而未有止也”。因为科学对于人类社会有“实益骈生,人间生活之幸福,悉以增进”的巨大作用,鲁迅称“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
二、鲁迅的后期宗教观
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鲁迅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较少谈论宗教问题,但他的宗教观却更加深刻全面,更加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由早期较多地介绍、评价宗教变为后期较少谈论宗教问题;二是对宗教的评价由全面肯定到基本否定再到辩证扬弃。
首先,鲁迅改变了早年充分肯定宗教,尤其是全面肯定佛教的观点,科学辩证地批判了“佛法救国”的主张。
其次,鲁迅认为,宗教既具有“矫枉俗弊”、树立良好道德的正面作用,同时宗教也是麻醉剂,具有麻痹性、欺骗性和虚伪性。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文中说:“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这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观点有相通之处。
再次,鲁迅揭示了宗教引诱人们脱离现实的本质。他说:“话要回到释迦先生的教训去了,据说:活在人间,还不如下地狱的稳妥。做人有‘作’就是动作(一造孽),下地狱却只有‘报’(一报应)了;所以生活是下地狱的原因,而下地狱倒是出地狱的起点。这样说来,实在令人有些想做和尚,但这自然也只限于‘有根’的大人物,我却不大相信这一类鬼画符。”他又说:“我常常感叹,印度小乘教的方法何等厉害:它立了地狱之说,借着和尚,尼姑,念佛老妪的嘴来宣扬,恐吓异端,使心志不坚定者害怕。那诀窍是在说报应并非眼前,却在将来百年之后,至少也须到锐气脱尽之时。这时候你已经不能动弹了,只好听别人摆布,流下鬼泪,深悔生前之妄出风头;而且这时候,这才认识阎罗大王的尊严和伟大。”鲁迅描述了宗教骗人的伎俩后明确指出:“但是,时代迁流了,到现在,我以为这些老玩意,也只好骗骗极端老实人。连闹这些玩意儿的人们自己尚且未必信,更何况所谓坏人们……在我们不从容的人们的世界中,实在没有那许多功夫来摆臭绅士的臭架子了,要做就做,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二十一世纪的剖拨戮尸,倒不如马上就给他一个嘴巴。”鲁迅批判了宗教的欺骗性,告诫人们不要迷信虚幻的将来,而要立足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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