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个大孩子上学都很早,这是因为有一年我带他们到杭州外婆家玩,当时我父亲是杭州有名的私立学校安定学校的董事长,他带了两个小外孙去小学部玩玩,让他们坐在教室里听课,就开始读起书来了。那时,我的大儿子实足还不到五岁,我的女儿不到四岁。在杭州读了半年书回到上海,他们就继续在上海的小学读书。这时,我们住在大家庭,与我孩子年龄相仿的叔叔、阿姨很多,放学回家做好功课就在一起玩,倒也不闯祸。到了小学三年级,我就给他们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叫丁蕙。因为孩子们都叫她丁先生,我们大人也就跟着孩子叫她丁先生了。
丁蕙女士是我丈夫任职的上海地方法院(注1)的女同事郁懿新法官介绍的。有一天,她对我丈夫说起丁蕙,说是她的老同学,浙江箫山人,父亲丁元甫曾当过嘉兴的法官,丁蕙女士自己也做过书记官,后来改任上海某小学的教师。
注1:关于我丈夫以前在上海地方法院做法官事,可参见本书第23章《结婚之四》注1。
1962年全家摄于上海江苏路寓所花园中(左起:家树、高诵芬、家和、家祯、徐定戡、家汇)
1959年母亲来沪小住与我们全家摄于上海江苏路住宅花园中(左起:母亲、女儿、高诵芬、次子、幼子、丈夫、长子)
郁女士说,丁蕙女士原来跟老母住在一起,由她奉养老母,她父亲则住在嘉兴。这是因为她父亲在嘉兴当法官时有人讨他好,送给他一个小老婆。因那女人的脸黑,就称为“黑牡丹”。为此,她父母的感情就破裂了。父亲跟黑牡丹住在一起,而老母就住在乡下。日寇犯杭时,丁蕙女士同母亲逃难来到上海定居,在静安寺附近顶了一栋房子。后来,手头一点积蓄日渐不够支出,只好将全栋房子让房管部门收回,出租给很多家租户,自己就跟老母住到顶楼一间朝南的房间去。那时,老父法官也不做了,小老婆养不起,跟别人走掉,他只好来上海要求跟老婆、女儿同住。一间房住三个人,夏天太拥挤,所以丁蕙女士想趁暑假找个补习老师的工作,一方面可以赚点外快,一方面可以住在学生家里,等开学秋凉了才回去住。郁女士想到我家房子大,大家庭孩子多,可能要家庭教师,就来托我丈夫帮丁蕙找工作机会。
丈夫回来跟我商量,说是否可以请丁蕙女士来做我们孩子的家庭教师。我一听十分赞成。那时我们住在大房子左侧三开间一个楼面上。旁边一排三个房间给三个大一点的小孩住;最小的孩子那时只有两岁,由保姆带着住在我房间的对面。我想,如果丁蕙来住,可让她与最小的孩子同一个房间。于是,就请郁女士约个日子陪丁先生来给我的孩子做家庭教师。
郁女士对我丈夫说:“丁先生过去家境很好,也受过大学教育,自尊心很强,很爱面子,最好对她尊敬一点。”
我丈夫说:“我们夫妇一向不会骄傲、看不起人,这点请你放心。”
学校放假的第二天,郁女士陪着丁蕙女士来上课了。宾主见面之后,大家谈得很是融洽。我一向没有朋友,而丁先生又是浙江人,彼此家乡风俗习惯都相同,所以谈得很投机。
丁先生是三十余岁的一位老小姐,脾气很好,和蔼可亲,作风正派。她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哥哥早死。大姐嫁给杭州大族戴文节公(注2)的后代,所以算起来和我家有亲。可惜她嫁的那个男人是个勤吃懒做、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她生了几个子女,心情郁郁不乐,在抗战中生白喉症未及时治疗身亡了。二姐在家乡嫁给一个地主,生有一子。后因土地改革,姐夫被农民斗死,弄得家破人亡。丁先生看了两个姐姐的遭遇都如此不顺利,就决定不再结婚了。她也常在言谈中流露出对父亲另找新欢、对老母毫无感情、而在事业失败走投无路之后又要回来找她们母女的做法之不满。我们夫妇也都很同情并尊重她。
丁先生在这年暑假就住在我家。上午给孩子们辅导;下午就带孩子们去花园里玩儿,还在闲暇时给她们讲故事、讲自己念书时的事,听得他们津津有味,所以孩子们也不怕她,都跟她很亲热。暑假一结束,丁先生就搬回自己家去住了,但有空常来看我和小孩子。小孩们看见她来了,就拥住了她,表示欢迎。
次年,大家庭分了家,我们一房买了沪西一栋两开间三层楼的花园房子(注3)。丁先生住在静安寺,离我们家不远,我就在寒假、暑假仍请她来给孩子补课。上午上课,中午吃一顿午饭,下午回去。
注2:戴文节公名戴熙,清朝官员、大画家。太平军攻陷杭州时,殉节投自宅园中水池自尽。他孙女是我祖母。可参见本书第6章《叶妈》注2。
注3:改朝换代后不久,徐家把大家庭居住、位于戈登路的大房子卖给政府做了纱厂医院,三房人家就各自买了自己独立的住宅。正巧,三栋房子都在沪西长宁区江苏路上,而且我们那栋房子,还与三叔公的房子连在一起,仅一墙之隔,所以,三家人家仍经常来往。文化革命期间,我们三家都被“扫地出门”,直到八十年代初才搬回原住处。1994年,我与丈夫移民来澳洲,不久我小儿子就把我们江苏路200弄22号的房子卖给了一位台湾商人。本世纪初,上海发展地铁,2号线要建车站,就把整个弄堂拆掉了。所以,该房屋现已不存。关于这栋房子变迁的详细故事,可见本书最后一章——第53章《依然静好楼记》一文。
注4:孙克基(1892-1968),湖南湘潭人,著名妇产科医生。民国七年(1918),美国霍布金斯大学文学系毕业后,转入医学院攻读医科。民国十一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及住院医师,常随著名妇产科教授威廉姆斯出国讲学。回国后,于民国24年创办上海妇孺医院(亦即文中所说“孙克基医院”)。1949年后,把医院赠给政府,改为长宁区妇产科医院,自任院长。曾历任上海及长宁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等职。“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有一年,我患妇科病,就诊于孙克基医生(注4)。孙医生是上海最有名的妇科医生,以前宋子文家的子女全部是他接生,所以宋家送了孙医生一栋大房子做医院,就叫“孙克基医院”。改朝换代以后,“孙克基医院”改名为长宁区妇产科医院,但孙医生还在自己的医院当院长当了好几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终于被医院的造反派斗死。
我听说,凡去看孙克基医生的病人,他都劝她们割子宫,所以我那次去看,他也劝我早日将子宫开掉。但是到底是否有开刀必要,当然要先做切片检查,检查结果要一周后才能知道。在等检查结果的时候,我和丈夫非常紧张不安。丁先生知道了,她说家里有一本“文王神课”和一本“麻衣相法”,颇有些灵验,她可以代我问问卜。我们平时也听见丁先生嘴里常常挂着一些相法术语,她还说过我们夫妇俩有福相,所以我丈夫就请她卜了一个卦。第二天,她来说,卜辞云:“凤凰不出窝,君子回来笑呵呵。”当然是好的意思了。我丈夫笑着对丁先生说:
“如果你的卜课准确,我们请你吃一只鸡!”
过了一星期,丈夫到医院去拿报告,果然回来时哈哈大笑着说,我只是普通炎症,用不着开刀,应了丁先生卜的卦上的句子了。于是,忙请她来我家午膳。我们特地煮了一只火腿炖的大母鸡,大家吃吃笑笑,十分高兴。
在那天午饭时,丁先生还告诉我们:有一次,邻居一位青年将去参加高中会考和大学入学考试,考前去请丁先生给他卜课。丁先生要他随便拿一样东西来卜。那青年看见桌子上有一串钥匙,就顺手指着说:
“就这个东西吧。”
丁先生说:“那你可以考取的。”
青年忙问原因。丁先生解释说:“‘串’字由两个‘中’字组成。当然你的两个考试都会中的。”
后来发榜,果然那位青年人都中了。
不久,那人又来请丁先生卜一件事。他想:上次指了钥匙而中了考试,这次也选钥匙吧。丁先生一听就说:
“那么,这次你一定不会成功。”
那青年人听了发急,忙问:“为什么?”
丁先生说:“上一次你指这一串钥匙,那是无心的,所以,两个‘中’字就是告诉你能中;这次你又指钥匙却是有心的,所以两个‘中’字成了‘患得患失’的‘患’字,当然不会成功。”后来那青年所问之事果然没有成功。
我们听了丁先生的话,也只是将信将疑而已。但是大家都不得不承认丁先生确有急智,能言之成理也。
丁先生辅导我的两个大小孩一直辅导到他们进了初中,因为那时他们已经都能自觉抓紧学习了;而两个小小孩也可以问大哥、大姐,不必请教家庭老师了。但丁先生与我们成了朋友,平时仍互相往来。
我家的房子很大,每年几次大扫除工作,家里长做的几个女佣弄不过来,需要请临时的男佣人来帮忙。有一年,我就问丁先生有没有合适的人可以介绍。丁先生说,她住处附近有一个以前在银行工作的男工,有时也给她家做大扫除工作,可以介绍给我。于是,以后每年逢年过节或里弄居民委员会要突击打扫卫生,我们就都请那位男工来帮忙。
那个男工名叫刘继昌,浙江绍兴人,年纪五十多岁,妻子已去世,没有再续娶,只有一个儿子,在我家附近一个大饼摊上工作。继昌自己从银行退休,因为退休工资太低,所以就一边帮人打短工,一边还摆了一个小摊卖旧货。我们大扫除找出来的破旧东西,常常就送了他。每次大扫除,他总爬高落低地要忙一星期甚至十天才能把整栋房子打扫完。我们不但一天供应三餐,还外加点心、工资,这在当时算是待遇相当不错的,所以他很愿意来做。
有时,继昌爬在上面擦窗、掸尘,我就在下面递揩布给他,做他的帮手,一边也随便跟他聊聊。继昌嘴巴很是唠叨、碎烦,常讲张家长李家短的事,当然也讲到丁先生。
有一次,丁先生告诉我,她有一个表姐的丈夫是地主,被农民斗死了,家中一无所有,乡下住不下去了,表姐只好只身来沪投靠她,现在正在找工作。在大扫除时,我无意中问继昌:丁先生的表姐工作找到了没有?他说:
“哪里是丁先生的表姐?就是丁先生的同胞姐姐!丁先生叫她三阿姐,丁先生是四小姐。”
我这才知道丁先生大概爱面子,不肯让人知道自己的姐姐在乡下苦得住不下去,落泊得只好到上海来投靠妹妹,所以就推说是她“表姐”了。其实,我们如果知道她的亲姐姐有如此遭遇,当然不但不会讥笑反而会同情她呢。不过,既然她想隐瞒事实,我们考虑到她的自尊心,就从来也没有点穿过她。
过了一段时间,继昌又告诉我们,他常帮丁家做事,还代她去居民委员会领救济米。我听了不相信,说:“丁先生在学校教书,怎么会去里弄领救济?”继昌说:“每月都是我去给她背回来的,怎么会错呢?”于是,我联想起几年前我有一个亲戚去登记申请教师工作,回来告诉我看见丁先生也在登记申请工作。当时我还以为那亲戚看错了人,因为丁先生既然在小学教书,为什么还要申请工作呢?现在看来,她可能早就失了业,但也是因为自尊心,不肯告诉人。我们当然也就当作不知道,没有点穿她。
文化革命前,丁先生的父母高年都相继去世,我知道了就到她家去慰问、送礼,她姐妹两人正巧都不在家。邻居说:“她们到生产组去工作了,还没有回来。”这才证实了继昌的话确实不假,丁先生早就不再教书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家当然首当其冲,弄得扫地出门、一败涂地,搬到一个十六平方米的后间去住了。一天,丁先生忽来看我们。她说:她的“表姐”在生产组工作,因为上班时穿了一件旧的缎子背心,被揪出来批斗,说:“地主婆怎么还能穿缎子背心!”她“表姐”受了惊吓,回家就生病而死了。她自己则在生产组当了“工宣队员”。我们听了想:所谓“工宣队员”,就是“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队员”,那是要三代红的工人、干部才可以当的。丁先生父亲是法官,姐姐是地主,自己以前是教师,怎么能当“工宣队员”?但既然她要如此说,我们也不便问她究竟。
不久,我的女儿在西安要生孩子了,我要去西安帮忙,特地去丁先生家辞行,找到她的住处,原来这间房子已经易了主人。我忙问她的老邻居:“丁先生搬去哪儿了?”她们告诉我,原来丁先生也早受冲击,居民委员会不许她住朝南的一大间,逼她搬到附近一条小弄去了。
我按邻居的指点又找到她的新住处,她正好在家。原来她住在三层楼上的一个小阁楼上,房子的建筑十分简陋,四边是很薄的板壁。她告诉我们:夏天四面太阳光照来,逼得她透不过气来;冬天又冷得像风波亭一样,冻不可忍。她想与居委会说,换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我临行对她说:“丁先生,再见。我西安回来再看你!”
她吓得朝四面看看,连忙摇手,叫我不要再称呼她“丁先生”,态度甚为尴尬。看来,她在里弄里处境总是十分不妙了。但我知道她爱面子的脾气,也就不便追问了。
等我从西安回上海再去看丁先生,发现那个地方又换了住户。我向邻居打听,大家都说不清她搬到哪儿去了,我只得怅然而归。本来,我想她一定会来看我们的,可是从此她就再也没有来过。我几次在路上看见继昌的儿子,都问起他父亲是否知道丁先生的消息。他说父亲年已八十,有头晕病,不出门了。最后一次是在两年前,我又遇见继昌的儿子。他告诉我父亲得了老年痴呆症,口中不停地讲话,神志已不甚清楚,所以丁先生的情况他已无法打听了。
现在我们都已移居南澳,即使丁先生还活着,当然她也不会再找到我们了。我想起她,总有一种惆怅之感。丁先生其实是一位正派、老实人,可惜生不逢时,误了青春,一辈子没有结婚。到了老年,她也有时流露出对没有亲人照顾的懊悔语气,但又没有勇气托人找个伴侣。她的出身不好,所以找不到好工作,常常陷于失业的境地,但她又爱面子,不肯把真相向朋友和盘托出,结果使别人没法跟她推心置腹,当然更不用说对她提供帮助了。
所以,丁先生的一生,真可以说是悲剧的一生呀!
高诵芬作文
徐家祯整理
1995年8月11日
于斯陡林红叶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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