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婆还告诉我:“我们刚搬到杭州去时,你太公那时对我说:‘现在你要吃啥尽管吃。不必省钱了。’但我仍然省俭,舍不得花钱。现在年纪大了,要吃也吃不下了,真懊悔。”
我太婆平时生活的确很简单、俭朴。她没有什么嗜好,喝茶、喝酒、抽烟都没有瘾。每天一般只喝两杯红茶,用一只下面有锡座的闷盖碗盛着,红茶里必放两朵玫瑰花;秋冬时又喜欢放一颗皮剥开的金桔,取其香气。她每天还抽两支英国加力克香烟,晚上喝一小杯黄酒。每天早晨,她吃一粒胶囊装珍珠粉。这是买了上等珍珠,拿到杭州最大的中药店胡庆余堂去请他们磨粉包装的。因为她有慢性肠炎,每到五月黄梅天气要复发,一定要吃外国进口的特效药才会好。这些较贵的东西当然都是她的儿子孝敬她的,她自己从来不舍得去买。儿子买来之后,她不忍拂逆儿子的孝心,只好吃下,但一面吃,一面总要念叨:“要花多少钱啊!”
1936年摄于绍兴祖居(自左至右:二叔公、太婆、老邻居)
后来,我丈夫在上海做法官了(注3),法院里每月有几十斤上等白米平价配给。我总把米送到太婆的房中去,请她每天叫佣人烧小锅饭吃。她很开心,逢人便说:“我现在在吃孙子的饭了。”我有时早上做点心,总叫佣人送到楼下她的房里去,她也开心地对人说:“我早上总吃孙媳妇的点心,不吃粥了。”
她对看戏、打麻将等女太太们喜欢的活动都没有什么兴趣。记得抗战初期,因为躲避日寇而初到上海时,二叔公买了戏票请她下午去看京剧。她老人家一出门就神经紧张,不停地要小便,于是只好由二叔婆、三叔婆轮流扶着到戏院的厕所去。其实,她也不懂京剧,以后就再也不出门了。平时只在自己房里坐坐,去别的房间走走。她房里有一只收音机,有时就在房里听听戏曲。
因为她自己不喜欢打麻将,所以当然也不喜欢她的媳妇们打麻将。抗战期间,我们住在上海,米珠薪桂,她常常说:“我们现在是在吃地板了!”意思是:入不敷出,在用本钱了。她还对我说:“你的两个叔婆如果不打麻将,我们这房人家还会更好一点呢!”我听了心中暗暗好笑,因为我知道我的叔婆们的玩麻将也不是大输大赢的,对家庭支出毫无影响。只是太婆节俭惯了,看不得一点花钱的事罢了。
注3:关于我丈夫做法官事,可参见本书第23章《结婚之四》注1。
不过,虽然我太婆自己节俭,也虽然我太婆不喜欢她的儿媳打麻将,但她从来不摆出婆婆的威风来当面责备她们,甚至阻止她们。她对人总是十分宽厚的。其实,她不但对小辈这样,而且即使对佣人也这样。记得她告诉我,她年轻时有一次走进房里去,看见她的佣人正在打开她的箱笼偷东西。她连忙轻轻退出房间去,以免使那佣人难堪。
因为太婆为人宽厚,所以大家对她都极为孝敬。等我生了孩子之后,一家四代同堂住在一起,上下大小一共几十口人,和和睦睦、敬老爱幼,可谓当时很少有这样的人家的。她的子孙、儿媳、孙媳每天都要去她房里坐坐、谈谈,解闷而已,很像《红楼梦》里大家到贾母房里去请安、讲话一样。有一天,大家又都坐在她房里,她则坐在沙发上。我忽然说:“我们真像在中人店(即所谓的“荐头店”,专门介绍工作的)里坐着等生意。”太婆和叔婆们听了都大笑不已。
初到上海时,杭州各本家、亲戚也纷纷逃避日寇,到了上海,聚在一起有一百多人。我的三叔公最孝顺她母亲,每月都借上海青年会、绸业会馆或饭馆聚餐一次,请老太太参加,大家热闹热闹。有时还请变魔术的、唱戏的来表演给老太太看。老太太七十九岁那年,更是既唱堂会,又到上海最大的寺院玉佛寺去拜了三天皇忏,请诸亲好友都去吃素斋。
我太婆之所以喜欢我,我想大概跟我也很节俭,平时不喝酒、不抽烟、不打麻将、没有任何坏嗜好有关。
记得我结婚第二年生日,按规矩,娘家要将鸡、鸭、鱼、肉和寿桃、寿面之类装在红漆大圆盆内挑到徐家来,还要送一桌鱼翅席过来。据说,这样的做法是让夫家记住新娘的生日,否则以后她们就可以装作不知道新娘的生日而不加庆祝了。因为高家不杀生,所以从糕团店去定了糯米的鸡、鸭、鱼、肉送来。生日后,王妈来问我:“老太太问少奶奶,送来的点心先吃什么?”我说:“对老太太说,哪种易坏先吃哪种。”我太婆听了很高兴,说:“十九岁的人那么懂得爱惜东西。”
1936年高诵芬太婆回绍兴上坟祭祖
高诵芬太公徐吉生在绍兴故乡创办的吉生小学(摄于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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