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的公婆,因为我嫁到徐家的时候,他们都早已故世。我的丈夫对他的父母知道得也很少,因为他还没有出世,父亲已经去世;而母亲去世时,他只有十二岁。所以这儿记载的关于我的公婆的点滴事情,大部分都是从我丈夫的外婆和别的亲戚那儿听来的。
我的太公、太婆共有三个儿子,我公公是长子。不知为什么,杭州有一个风俗,讨媳妇总喜欢讨比儿子大几岁的姑娘,可能那是因为想家中有一个帮手做家务。于是,我公公十几岁的时候,便已经和绍兴一个韩姓殷实的工商地主家庭的小姐订了婚。那位小姐的年龄比我的公公大四岁。不料,订婚不到两年,那位韩小姐就一病不起了。
按照旧风俗,女儿一旦出嫁,就不再属于自己家的人了,死了就要列入夫家祖宗的神主牌位,享受那家的祭祀。但是,订婚却不同于结婚,因为姑娘还没有嫁到夫家,所以不能算是夫家的人,死了当然也不能算夫家的鬼。然而,既然已经许了人家,身分也就不同于还未许配的小姐了,于是死后也不能再依附于本家的神主:这样一来,进退两难,成了无主孤魂,无处着落。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补办结婚仪式,使死者名正言顺地成为夫家的鬼,这就是所谓的“冥婚”。
死人无法参加婚礼,只好以木主代替。所谓“木主”者,就是一块写着死者姓名的木牌,举行婚礼时由“新郎”抱着代替“新娘”。虽然这样的婚礼只是象征性的,但是一切仪式都要完全按照常规办理,连陪嫁妆奁都照样由女家送到男家。举行婚礼时,新郎与木主拜天地,再送入洞房,照样宾客满堂,坐床撒帐,表示祝贺。最后,木主送进祖宗堂。那次冥婚,也是按照这样的形式办的,韩家不但送了嫁妆,还送了妆田,当然徐家其实是不会真去那块田里收租的。但从此,每逢韩家小姐的生日、忌日,徐家都祭祀上供,从不间断。
“冥婚”举行过之后,当然还可以真的结婚。于是,不久,我公公就又和杭州一个朱姓书香门弟举人老爷的独生女儿攀了亲。刚巧,那位小姐也比我公公大四岁。那年我公公十八岁,我婆婆二十二岁。很快,他们就举行了婚礼。不幸,只隔了一年,我公公就得了中医所谓的“火症伤寒”去世了,终年才十九岁。所幸的是,那时我婆婆已经有了身孕。到第二年三月,就生下了一个遗腹子,即我的丈夫。生我丈夫时,据说是难产,生了一昼夜都生不下来。接生的助产士已经束手无策,她对产妇的婆婆和母亲说:“你们要保大还是保小?”意思是,要保证母子双双平安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如果要“保大”,那么,婴儿就可能会死亡;如果要“保小”,产妇就可能死亡。产妇的母亲听了连忙说:“保小!保小!”其实,母亲怎么忍心自己的女儿有生命危险呢?只是婴儿是徐家的长孙,又是遗腹子,怎么好意思在徐家人的面前说“要保大”呢?不过她那时的悲痛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了。幸亏后来总算老天保佑,孩子生了下来,母子均告平安。
徐家家境富裕,虽然我婆婆失去了丈夫,但与大家庭生活在一起,经济上并无影响。不过她年轻守寡,其悲痛和苦恼之情可想而知。我曾听二叔婆对我讲:“你婆婆常对我说:‘我没有做着人!’”
徐定戡(右)与堂弟(约摄于1917年)
另外,在封建社会,寡妇不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上,都是低人一等的,受百端禁忌的约束。比如:不许穿红戴绿,只许穿灰暗色的衣服;不能抛头露面,到处游逛;不能随便去婚礼或寿庆的人家做客。总之,自己随时要严加检点,不要被人非议。受了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有人还总认为寡妇是不吉利之人,丈夫之死应归罪于她,因为是她命凶,克死了丈夫。即使公婆表面上可能并无表示,但她知道内心总是怪她的。所以,她生了这个苦命的遗腹孙子,一则以喜,一则却悲:喜的是丈夫虽然短命死去,总算有了儿子,不至让徐家断了香火;悲的是小孩生下就没有看见过父亲。
因为这个小孩是从小失去父亲的长房长孙,负担着传种接代的重任,所以全家都当他宝贝来看待。据二叔婆告诉我,偏偏这宝贝孙子从小身体不好,从无三日太平,医生成为家中常客。每到这孩子生病,夜间往往哭闹不安,全家大小都要起来,整个住宅,里里外外灯火通明,还通知他外婆家人也来,以免有个三长两短被他们责怪。
有时,那孩子还会生不明原因、奇奇怪怪的病,弄得群医束手无策。比如,有一次,他忽然两脚发软,站不起来了。大家慌作一团,内、外科的医生都请来,都没有办法。后来不知是谁想出一个单方:用煮熟的鸡蛋,剥去外壳,趁还是滚烫的时候从大腿开始,不断上下里外地摩滚,直到鸡蛋发黑,再换一个。这样如法炮制,反复滚摩了一昼夜,居然慢慢好了起来。还有一次,那小孩忽然小便不通,大哭大闹起来。大家又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有一老女仆说,她家有一个世传的通小便秘方,很简单、有效。于是,听她的话,用一根很粗的大葱,剪下三四寸长一截,套在小孩的阴茎外面。隔了没有多久,果然小便顺葱管而下,孩子就不哭闹了。诸如此类的事,不一而足。
等那孩子长到十多岁时,身体才慢慢硬朗起来。然而,他母亲却又得病医治无效而去世了。我嫁到徐家之后,丈夫的外婆曾对我说:“你婆婆的病是生你太婆的气而引起的。我从没有对你丈夫说起过,免得他难过。”
据说,事情是这样的:按照旧时迷信风俗,一般老年人一到六七十岁,只要经济许可,就要置备棺材和死后用的衣衾,称之为“寿材”和“寿衣”。这其实是一种餍禳法,起避灾避邪的作用。我太婆六七十岁时也开始置办寿衣、寿材了。寿材是请专门的木匠来做的,与媳妇们无关;然而采购寿衣衾褥等就须媳妇们出力了。置办寿衣、寿材必须在闰年。于是,有一个闰年,太婆叫二房和三房的两位媳妇去采办寿衣。平时,我婆婆跟其他两房媳妇的关系很好,常常同进同出。这次,太婆没让我婆婆也去,很明显是因为她是寡妇——所谓“不吉之人”,所以不能参与准备寿衣的事。但不知怎么,可能我婆婆忘了自己的身分,也凑热闹和她们两位一起去了。采购回来,已是傍晚,肚子饿了,她就关照厨房炒了一碗蛋炒饭吃。饭后,一个女仆偷偷告诉我婆婆:
“太太(即老太太)知道大少奶奶(即我婆婆)也一起去采办寿衣,很光火,觉得触了她的霉头。”
我婆婆听了先是一楞,继而一想,又很生气,就气呼呼地说:
“这些料子她不穿归我穿好了!”
不想后来果然应了她的气话!
生气的第二天,我婆婆就病倒了。不想吃东西,也整天不说话。她娘家人都来探望,各主其见,莫衷一是。有一个西医说可能是慢性脊髓炎,于是就动手抽脊髓,但从此就神志忽清忽浑。神志清醒的时候说牙龈痒得很,自己用一根很细的棉纱线不停地勒牙缝,好像觉得有什么东西嵌在牙里一样。但是别人要她张开嘴来看,却不见东西,只见牙缝被棉纱线勒破,鲜血淋漓。后来,昏迷的时间比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多,这样拖了三星期就撒手西归了,终年仅三十五岁。我丈夫那时只有十二岁。
我丈夫的外婆在告诉我关于婆婆之死时,似乎有不满的口气,特别是对徐家让我公公抱木主与韩家小姐结婚的事更为不满,甚至怀疑我公公的英年早逝是被韩家的小姐讨了命去,到阴间组织家庭去了。我当时不便问她:冥婚的事徐家是否告诉过朱家。不管如何,外婆失去了独生女儿,其悲痛之情可知。她说,她的眼睛自从痛哭女婿和女儿之死就渐渐看不见了。
关于我的公公和婆婆,除了这些零碎听到的以外,我的印象就只剩从每年新年供在客厅里的影堂(即祖宗的大幅五彩画像,专供新年祭祀用)上看见的形象了。像上画了坐着的一男二女,排成品字形。中间一位很年轻的男子,穿着蓝袍黑马褂,头戴一顶常礼帽,端坐在一张搭着狐皮椅披的圈椅里;右首是一位很年轻的女子,穿着凤冠霞帔;左首是一位中年妇女,头戴倭绒包帽,身着深蓝团花皮袄和五彩百裥裙,都端坐在大体相同的圈椅里。所谓“倭绒包帽”是当时中老年妇女冬天常戴的帽子,约一手横阔,成两爿半月形,正好护着两耳及部分面颊,一端在脑后发髻上用带对绾,另一端在前额,一般加上饰物,如:珠子、翡翠、宝石之类。这三人,当然中间的是我公公,旁边的则为我的两位婆婆。而两位婆婆从服饰、座位来看,却韩家的在上,朱家的在下,难怪外婆要不满了!
高诵芬太公徐吉生在绍兴创办之吉生小学学生做早操(1936年)
我公公和婆婆的婚姻,无疑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但婚后他们感情甚笃。我嫁到徐家之后,有一次,太婆要我整理婆婆的遗物。我从一口三门大橱的抽屉里无意中翻到四封他们在婚后所写的书信。至于为什么他们新婚不久会分开一段时间,要用书信交流,现在就不得而知了。但信中情意绵绵,很像现在的情书。后来,我丈夫请人把这四封信裱了起来,留作纪念。在“文革”中,这个裱件被红卫兵撕去封面,扔在地下,竟然没有拿去!虽然上面还有红卫兵的鞋印子,但信件依然完好。几年前,我丈夫将信送给了大儿子,现在我将这四封信照原来格式抄录于后,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八十年前年轻人的思想、感情,而且也可以看到当时的礼节和写信的格式,是很有意思的。
记得我丈夫说过:有一位很有名望的、维护中国传统的学者辜鸿铭(注)曾在对外国记者评论中西方婚姻制度的不同时说:“西方人结婚是爱情的终了;而在中国,结婚是爱情的开始。”这句话用在我的公公和婆婆身上倒很是合适。可惜的是他们的爱情只延续了一年就被死亡中断了!
高诵芬作文
徐家祯整理
1995年5月18日
于斯陡林红叶山庄
注:辜鸿铭,学者、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百度百科”上有其简历:“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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