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卜辞材料证明,商代的弓确实已经开始使用“榜”这种方法来保持射击的精确性。无论是称为“榜”还是称为“弼”,都是保持弓体射击精确的辅助工具。笔者认为,这种附加于弓的“榜”也就是石璋如所理解的弓形器。商代使用弓箭的武装者在弓体上附加这种工具,既能够增强弓的射击力度,也能够保持弓已拉满的精确性,还可以保持或调节射击的精度。弓形器的安装,有助于殷人弓箭手更精确有力地进行战斗。当然,除了以上所分析的几种重要的实用功能,也有观点认为“弓形器应是弓上的一个附件,在某种意义上说,也起装饰作用”,这种观点可被视为对弓形器作用的一种补充。
除了角筋材质的复合弓配置弓形器的弓之外,商代可能已经出现了原始的弩。根据仰韶、龙山、齐家文化出土的骨、蚌片形制,一些这样的片状物被学者分析为原始木弩的悬刀,因此推测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原始的木弩。徐中舒和唐兰也认为商代以前已经出现了木弩,“木弩至迟在商代初年已经出现”。由于还没有实物证据的发现,因此很难对商代的“木弩”情况进行讨论和分析。但通过卜辞材料可知,商代的远射武器中,最重要的是弓。对弩的探讨,还需要获取进一步的材料才能加以分析。
除了弓和弩之外,殷人的箭矢也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首先,射击所用的箭杆需要被整直,才可能在射出之后保持平衡与精度。在公元前6000—前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史前各文化中已经大量出现石制的“箭杆整直器”,用以将竹、木制箭杆矫直。到了公元前2000年之后则出现了更为先进的箭杆整直技术。《淮南子·说山》记载:“使养由基射之,始调弓矫矢,未发而猿拥柱(王念孙考证,当为“树”字)号矣。”可见古代弓箭手在射击之前需要调整弓射击的精度,也需要矫正箭杆,即所谓“弓调矢直”。商代的箭杆也都是经过整直后才投入使用的。
河北藁城台西遗址曾出土一支完整的商代箭,全长85厘米。而长沙战国墓出土的两件箭杆均为51.52厘米,可以推知商代的箭比战国箭更长。在安阳榕树湾商墓也曾出土箭支,长度为45厘米,长度比战国箭还短。说明商代使用的箭长度不同,有长有短,并不一定比战国的箭更长。但无论箭支的长短,在被使用前需要得到矫直则是毋庸置疑的。
《周礼·考工记·矢人》记载“五分其长,而羽其一”,说明箭羽的长度大约占到整枝箭的六分之一。但这个数据是周代箭杆的情况,由于羽毛很难保存,因此还不能确定商代箭羽所占箭杆的长度比例。但殷人有专门搜集羽毛用于制作武器饰物的人员则是史实,其中一些猛禽羽毛被用于装饰武装者与武器,还有一些羽毛则被用于制作箭羽。
商代的箭头固定在箭杆上的方法是将杆端劈开,然后插入箭镞,再用细绳绑好。应该说,箭镞是整枝箭之中最具有技术含量的部分。甲骨文中有一字,左“矢”右“帝”。丁山认为此字“正是‘射天’的象征……武乙射天的故事,当由射杀孽神的风俗,一再传说而误”。但杨树达考证,该字从“帝”声,应为“镝”字,意思是矢缝。笔者认同杨树达的观点。因为根据文献记载,殷人只有“射天”的行为,却没有“射帝”的记载。根据王晖的研究,“天”是周人之神,殷人信仰是太阳神品质的上帝。武乙射天,“可见殷人本对‘天’有敌忾之情”,而不可能去射本族信仰的“帝”。因此,从音韵学的角度解释此字就非常合理。这个字的存在,说明殷人已有专门的文字来表述箭镞的锋刃,箭矢的锋利程度对于射击的有效性而言,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专门用于代指箭镞锋刃的字之外,甲骨文中还有专门用字指称不同的箭镞类型。卜辞中“矢”字用于专指两翼式的箭镞,三角形无两翼的镞则被称为“畀”[2]。除了这两种箭镞之外,从龙山、二里头到商代还一直在延续使用一种横截面为三角形的石镞、骨镞。在王城岗二里头文化一期出土的石镞、骨镞,横截面为三角形,而二里头二期的镞则为三角形。到了王城岗二里冈下层时期,出现了三角形的青铜矢,也使用横截面为三角形的骨镞、石镞。在二里冈上层,也是这两种箭矢并存。这说明早商时期,这几种箭头在被同时使用,而商代青铜镞的造型,可能是由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Ⅱ式石镞演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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