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武装者除了大量装配近战武器之外,也广泛使用远射武器进行作战,并猎获半兽人,将其作为祭品。这种远射武器包括了弓箭与弹丸。弓箭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既被用于狩猎活动,也被用于战争——当然,在殷人的观念中狩猎与战争是同一性质的活动。除了步战者广泛以弓箭配合戈使用之外,驾驶着战车的武装贵族也广泛装配这种远射武器,经过训练,他们可以在颠簸的战车中保持一定程度的命中率。考古材料显示,商代贵族武士的墓葬中广泛随葬弓箭,充分说明了这种武器使用的广泛性和有效性。在包括殷人在内的古代观念中,弓箭与巫术、神话、太阳信仰之间具有密切联系。这就意味着,这种武器的使用关系到一系列的信仰、仪式与神话,弓箭被武装贵族大量应用于战争领域,同样体现了诸神信仰为核心的宗教政治将武器的功能与献祭联系在一起的含义。
除了弓箭,殷人还普遍将石制或陶制大小不等的弹丸用于狩猎与战争。这种远射的石弹和飞出的箭矢在文献中被通称为“矢石”。尽管飞射弹丸的重要性不及弓箭,但它同样被广泛地运用于战场。
一、弓箭的神话
通过考察古希腊太阳神阿波罗、巴比伦太阳神马杜克(Marduk)、爱斯基摩史前渔猎部落和东非狩猎部落等不同文化后得出结论,即太阳神作为射手这一神话观念普遍存在于古代各个不同的文化中。通过对上古中国零散材料的分析,叶舒宪推断射日的后羿其原型即为一位太阳神,他也是弓箭的化身。艾兰对源于商代的射日神话有过研究,她的结论是,后羿射日的神话与殷人的十干太阳神信仰之间具有复杂而紧密的联系。这就意味着,弓箭这种武器与弓箭的使用者具有与太阳祖神之间对应的关系,这种武器在原则上将战争与诸神的献祭结合在一起。东夷人群传说中,射日后羿也将弓箭与太阳的信仰联系在一起。
在甲骨卜辞中,祭祀也通常使用弓箭的“射”来完成整个仪式。卜辞记载:
……兄庚岁……其射(《合集》23501)
祖辛岁,惟多生射(《合集》24141)
……大庚……惟多生射(《合集》24142)
卜辞材料显示对祖神的祭祀往往使用弓箭射击。这样的祭祀礼仪在宗周以降的文化中也一直得到保存。这种将弓箭与祭祀相联系的观念也大量见于传世文献中。《国语·楚语下》“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周礼·夏官司马·射人》“祭祀,则赞射牲”;《周礼·夏官司马·射鸟氏》“祭祀,以弓矢驱乌鸢”。在《白虎通·乡射》中甚至记载“天子所以亲射何?助阳气达万物也”,将弓箭祭祀的含义上升到帮助“阳气”与万物生长的宇宙论高度。
弓箭除了具有与诸神联系,并在祭祀中具有重要意义,还具有相当重要的巫术力量。《史记·殷本纪》、《宋微子世家》等材料记载,商王武乙进行过“射天”的行为,而殷商后裔宋国也进行过类似的巫术射箭行为。王晖认为:“‘射天’是厌胜式的巫术行为。”在殷人的文化传统中,弓箭被赋予强烈的巫术象征意义,国王通过用箭射击诅咒对象来实现其法术,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武器对应着太阳神祖先,对应着太阳神的力量,而受到弓箭袭击的对象则被祖神作为献祭的牺牲。《周礼·秋官司寇·庭氏》记载:“庭氏掌射国中之夭(妖)鸟,若不见其鸟兽,则以救日之弓与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则以大阴之弓与枉矢射之。”从这条材料可知,弓箭的巫术力量非常强大和重要,它可以消灭妖鸟,还可以拯救日食和月食,甚至可以杀死某些神。根据王晖的研究,商王用弓箭诅咒的神灵即是周人信仰的天神,“殷人与殷人后人企图用射天的巫术方式来达到制服敌方主神以求胜利的目的”,证明弓箭可以杀死对方的“神”。《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桃弧棘矢”这样的弓箭装备可以禳除凶邪,消除灾祸。《墨子·明鬼下》还记载,被周宣王杀死的杜伯鬼魂使用“朱弓”、“朱矢”等具有巫术性力量的弓箭射死了周王。而周王室也同样相信弓箭具有巫术力量,《史记·封禅书》记载“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事鬼神,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说明周王室也相信通过弓箭射击诸侯的画像,可以达到物理攻击的巫术效果。这些材料也都同样显示出在古代观念中,弓箭曾被赋予浓厚的巫术色彩与神奇力量。
在汉代的一种艺术母题中,重点表现的内容便是射箭手用弓箭射杀作为精怪的猿猴,这一内容也见于《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古书,说明弓箭在观念层面能够制服邪恶的精怪。在宋元时代的一组绘画中,描述了一位神灵带领属下与精怪作战,战胜了水牛,杀死了蛇、狐、虎、野猪在内的大量山林精怪,猿猴被生擒“献俘”,而这位神灵所使用的武器正是弓箭。
弓箭具有强大巫术力量的信念也广泛存在于各种古代文化之中。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一卷中记载,太阳神阿波罗向希腊人射出箭矢,这些射向军队神的箭矢能够引起瘟疫。非洲的布须曼人也相信,精灵能够通过隐形弓箭的射击给人类带来疾病、死亡与不幸。古代日本的交灵女巫则在其所居的树脚下放置白羽箭,这是她们与神为伴身份的象征。北美印第安人库思族(Coos)神话中,通过一支一支射向天空的箭,可以通往天上。纳西东巴文化中,射箭可以达到镇鬼的功能。在古代的西南夷,也有像商王那样通过弓箭射击实现巫术诅咒效果的行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夜郎王反抗汉朝时,曾“刻木象汉吏,立道旁射之”,显然,这与殷文化中的巫术攻击行为是一致的。巫鸿认为:“古代中国人赋予弓箭某种战胜邪恶势力的神奇力量。”实际上,不仅仅是古代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不同文化中,弓箭往往都具有与太阳信仰的联系,或者在神话、巫术层面具有特殊功能和重要意义。
殷人将弓箭视为对应了太阳神信仰的重要武器,这一点也能够体现在箭矢所对应的“十日”上。在射日神话中,被弓箭射击的太阳神数量正好是十个,对应着十个天干,也对应着商王族内的十个氏族组织。王族的这十个氏族组织也就是神圣太阳神的子孙。值得注意的是,殷人的矢箙中所装箭支标准数量也正好是十支。这样的箭支数量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明确对应了一套神圣的象征内容——包括射日神话、十日崇拜、十干氏族组织。实际上,甲骨文中的氏族之“族”字,就是在旗下建令箭的形象。这些都说明箭支以“十”为基础的排列是一整套观念与象征体系的表征。
殷人箭支的基本使用与配置以“十”为单位,可以得到大量考古证据的支持。殷墟第十三至十五次发掘期间发现的人马合葬墓中,有一件弓形器配备了10枚箭镞;小屯村北殷墓M18出土戈上压着10枚铜镞,大小形制相同,是一组箭矢;河南柘城孟庄出土的一组青铜镞形制完全相同,一共10枚;1953年大司空村发现车马坑中,出土铜镞两束,每束10枚,有骨镞10枚一束;1966年大司空村车马坑M292出土铜镞也是10枚一束;1972年殷墟西区第七墓区车马坑的矢箙中铜镞也是10枚为组;小屯M40出土两组铜镞都是10枚为一排;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青铜镞也是两捆成束,每束10枚。这种以十支箭为单位成捆成束的材料相当常见,说明殷人的观念中十支箭为标准配置单位。十支箭所对应的单位也正是神话中射日的数量。这种材料说明,殷人的弓箭确实与射日神话、太阳神崇拜、巫术力量以及献祭之间具有紧密联系。
在殷墟西区还发现过使用弓箭的巫师坟墓。在M617出土了涂着朱砂的龟背甲、铜铃等巫师法器,这里也出土了青铜镞。M700也出土龟甲、巫术性的石戈与骨镞。这说明除了商王室与贵族首领之外,商代的巫者确实使用弓箭。弓箭对他们来说,既能用于实战,也能作为巫术的用具。或者说,在他们的观念中,这二者本来就是一体的。
这些殷人对弓箭的神话与相关信念说明,他们在战场上使用这种具有神圣魔法含义的远射武器,本身就对应了两种力量。一方面这种武器对应了十干的太阳神信仰,这种武器本身也是太阳神所使用的,因此是太阳神族与其统治的“我们”所使用的。另一方面,这种武器能够消灭敌对的妖魅精怪,在巫术层面上战胜对应了混沌、黑暗、野蛮与危险的半兽、鬼魅和作为各种山林精怪的“它们”,并且能够有效地将“它们”杀戮和用于献祭。“射”本身就具有极其强烈的祭祀含义,这种含义在后世甚至被上升到了宇宙论的高度,但使用神圣的弓箭射击精怪妖魅,或者用这种武器捕获祭品,实际上都具有明确的献祭含义。
二、殷人的弓与箭
商代的弓箭作为具有神话与献祭含义的武器,在战争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与近战武器的配合,保持了武装者的战斗力。具体到技术层面,殷人弓与箭的制作与使用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这也是技术层面上的重要保证。
商代的弓已经是复合弓,脱离了用一条天然木片或竹片弯成的原始形态,而是用几片木竹材料制成重叠弓,在将弦解除后,弓体即反向回曲,因此可以保持良好的弹力。《周礼·考工记·弓人》也记载“射远者用势”,郑司农云“假令木性自由,则当反其曲以为弓”,正是说明了保持良好弹性的技术条件。保持弓体的弹性,除了回曲之外,弓的复合性也很重要。张光直说:“商代的‘弓’是一种牢固的复合武器,长度与正常人的身高相同,由牛筋和角质物做成。”复合弓体的出现,在技术条件上是对单独由竹木类材料制成弓体的发展,具有更好的弹性和远射功能。在《伊利亚特》中,特洛伊英雄潘达罗斯(Pandaros)的弯弓材料就是取自一头自己猎获的野山羊的叉角。显然,荷马时代的弓就是典型的复合弓。《诗经·小雅·角弓》记载“骍骍角弓”,朱熹注“角弓,以角饰弓”,可见商周时期确实有这种角质的复合弓。孔颖达疏“如今北狄所用者”,说明中古北方的游牧者也使用这种复合弓。这些游牧者使用角弓“骑射”的作战方式曾经给农耕的汉民族造成巨大威胁。《淮南子·兵略》也将复合弓的力量描述为“筋角之力”。正因为骨角质复合弓的强大杀伤力,因此古人对这些战略物资有着严格的管控。例如,通过秦简法律的研究可知,秦国曾经对动物筋、革、骨、角等物资进行严格控制。显然,这些资源可以制作皮甲与弓箭。从商王室垄断对武器的生产这一情况分析,殷人应该也对骨角等战略材料进行过控制,并利用这些资源生产复合弓。
除了弓之外,商代还有一种青铜的“弓形器”。这种弓形器是一种典型的殷人器物,出现并大量被运用于殷墟时期。到了西周,弓形器开始减少,并逐渐消亡。有一些学者认为,弓形器的作用是“挂缰钩”,用以绑挂马缰绳,在作战时挂于腰间。
但也有很多学者都赞同将之视为弓上附属物的观点。笔者认为,殷人在车战中不需要站立,而是跪坐在铺设有竹席的车舆内,因此并不需要挂缰绳,弓形器并不是保持安全和平衡的工具,而可能是弓的一部分。滕铭予根据蒙古和中亚岩画、鹿石上的图像,推测弓形器按照宽度分为两种,一种被骑手用作“挂缰钩”,一种则绑缚在车厢前,用于挂辔。可是,这些早期中亚、蒙古的驾车图像中,都只是表现一名乘员,站立着驾驭车辆。而殷人的战车中普遍有2—3名乘员,且以跪坐姿势驾驭或作战。因此,“挂缰钩”与“挂辔”的观点,并不是非常充分。倒是很多弓形器上能见到的捆绑痕迹和朽木痕迹,更容易证明这是木质弓体上的一部分。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郭宝钧、梁思永就根据武官村大墓E9中所出土的一件弓形器认为,这种器物可能是弓上的附属物。石璋如也认为,弓形器是镶在弓的正中间部分,是弓体上的附属物,因为这种器物在小屯和西北冈都是与青铜镞一起出土的。石璋如还认为,弓形器是殷代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器物的作用是,可以保持弓体中段的坚韧,增强弓的力量,又可以压牢弓角,此外又便于弓在墙上的悬挂。当武士拉弓放箭时,弓形器的末端抵住弓畏,即表示弓已经拉满,可以放箭了。除此之外,石璋如还将弓形器解释为古书中记载的“榜”或“檠”,即一种调整弓射击精度的工具。也有其他一些学者赞成将弓形器解释为调节弓射击精度的观点,但将之解释为《荀子·臣道》中所说“弼,所以辅正弓弩者也”中的“弼”,其作用是防止弓的变形,以保持弓箭射击的精确性。
图4-28 郭家庄商代墓葬出土的弓形器
笔者同意将弓形器解释为具有以上诸项射击功能的观点,其中也包括将这种工具理解为调整射击精度的意见。《淮南子·兵略》“弓矢不调,羿不能以必中”,《韩诗外传》卷五记载“弓调矢直”是射击精确的先决条件。《周礼·考工记·弓人》中,郑玄注就提到“将用弓,必先调之,拂之,摩之”。显示了古人认为弓箭精度的调整与射击准确性之间具有重要联系。
非王卜辞中记载:
吉弓射,若(《花东》149)
惟 弓用射?惟 弓用?不用?……惟疾弓用射萑(《花东》37)
这两条卜辞记载了用“ 弓”的方法射击。“ ”字从“丙”,古音在帮母阳部,“榜”字古音也在帮母阳部,属于一音同字的不同写法,因此笔者认为这个字就是古书中的“榜”。这个甲骨文的字形上面有一横,这一横的意思应该就是表示调节弓射击精度所用的“榜”之形象,下面的“丙”则表音。《说文·木部》“榜,所以辅弓弩”,《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榜檠矫直”,“榜檠者,所以矫不直也”,记载的正是用“榜”这种方法调整弓。卜辞中的“萑”,根据《说文》的记载,是“鸱属”,也就是猫头鹰一类的鸟。卜辞的内容就是“子”用调整准确的弓射猫头鹰一类的鸟,可能与某种仪式有关。
这些卜辞材料证明,商代的弓确实已经开始使用“榜”这种方法来保持射击的精确性。无论是称为“榜”还是称为“弼”,都是保持弓体射击精确的辅助工具。笔者认为,这种附加于弓的“榜”也就是石璋如所理解的弓形器。商代使用弓箭的武装者在弓体上附加这种工具,既能够增强弓的射击力度,也能够保持弓已拉满的精确性,还可以保持或调节射击的精度。弓形器的安装,有助于殷人弓箭手更精确有力地进行战斗。当然,除了以上所分析的几种重要的实用功能,也有观点认为“弓形器应是弓上的一个附件,在某种意义上说,也起装饰作用”,这种观点可被视为对弓形器作用的一种补充。
除了角筋材质的复合弓配置弓形器的弓之外,商代可能已经出现了原始的弩。根据仰韶、龙山、齐家文化出土的骨、蚌片形制,一些这样的片状物被学者分析为原始木弩的悬刀,因此推测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原始的木弩。徐中舒和唐兰也认为商代以前已经出现了木弩,“木弩至迟在商代初年已经出现”。由于还没有实物证据的发现,因此很难对商代的“木弩”情况进行讨论和分析。但通过卜辞材料可知,商代的远射武器中,最重要的是弓。对弩的探讨,还需要获取进一步的材料才能加以分析。
除了弓和弩之外,殷人的箭矢也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首先,射击所用的箭杆需要被整直,才可能在射出之后保持平衡与精度。在公元前6000—前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史前各文化中已经大量出现石制的“箭杆整直器”,用以将竹、木制箭杆矫直。到了公元前2000年之后则出现了更为先进的箭杆整直技术。《淮南子·说山》记载:“使养由基射之,始调弓矫矢,未发而猿拥柱(王念孙考证,当为“树”字)号矣。”可见古代弓箭手在射击之前需要调整弓射击的精度,也需要矫正箭杆,即所谓“弓调矢直”。商代的箭杆也都是经过整直后才投入使用的。
河北藁城台西遗址曾出土一支完整的商代箭,全长85厘米。而长沙战国墓出土的两件箭杆均为51.52厘米,可以推知商代的箭比战国箭更长。在安阳榕树湾商墓也曾出土箭支,长度为45厘米,长度比战国箭还短。说明商代使用的箭长度不同,有长有短,并不一定比战国的箭更长。但无论箭支的长短,在被使用前需要得到矫直则是毋庸置疑的。
《周礼·考工记·矢人》记载“五分其长,而羽其一”,说明箭羽的长度大约占到整枝箭的六分之一。但这个数据是周代箭杆的情况,由于羽毛很难保存,因此还不能确定商代箭羽所占箭杆的长度比例。但殷人有专门搜集羽毛用于制作武器饰物的人员则是史实,其中一些猛禽羽毛被用于装饰武装者与武器,还有一些羽毛则被用于制作箭羽。
商代的箭头固定在箭杆上的方法是将杆端劈开,然后插入箭镞,再用细绳绑好。应该说,箭镞是整枝箭之中最具有技术含量的部分。甲骨文中有一字,左“矢”右“帝”。丁山认为此字“正是‘射天’的象征……武乙射天的故事,当由射杀孽神的风俗,一再传说而误”。但杨树达考证,该字从“帝”声,应为“镝”字,意思是矢缝。笔者认同杨树达的观点。因为根据文献记载,殷人只有“射天”的行为,却没有“射帝”的记载。根据王晖的研究,“天”是周人之神,殷人信仰是太阳神品质的上帝。武乙射天,“可见殷人本对‘天’有敌忾之情”,而不可能去射本族信仰的“帝”。因此,从音韵学的角度解释此字就非常合理。这个字的存在,说明殷人已有专门的文字来表述箭镞的锋刃,箭矢的锋利程度对于射击的有效性而言,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专门用于代指箭镞锋刃的字之外,甲骨文中还有专门用字指称不同的箭镞类型。卜辞中“矢”字用于专指两翼式的箭镞,三角形无两翼的镞则被称为“畀”[2]。除了这两种箭镞之外,从龙山、二里头到商代还一直在延续使用一种横截面为三角形的石镞、骨镞。在王城岗二里头文化一期出土的石镞、骨镞,横截面为三角形,而二里头二期的镞则为三角形。到了王城岗二里冈下层时期,出现了三角形的青铜矢,也使用横截面为三角形的骨镞、石镞。在二里冈上层,也是这两种箭矢并存。这说明早商时期,这几种箭头在被同时使用,而商代青铜镞的造型,可能是由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Ⅱ式石镞演化而来。
商代的青铜镞带翼,在射入敌方身体后很难拔出来。傅斯年认为商代箭镞下部两旁的倒齿“射进人的身体的时候,是拔不出的”。这种设计显然增大了箭矢的杀伤力,也提高了捕获“半兽人”的效率。除了这种带翼的镞形之外,还发现过一种“倒钩镞”。在河南舞阳卸店镇出土了一件商代“铜镞”,长11厘米,三翼有倒锋,还有锋利的长倒钩,整理者认为这是一件带倒钩的青铜镞。笔者通过比照分析,认为这种“倒钩镞”实际上并不是箭镞,而是鱼叉或标枪。在河南新乡发现过商代骨鱼叉,形制与这一件“倒钩镞”相同,也有倒钩,长13.6厘米。这种有倒钩的鱼叉形制可以追溯到龙山时代的骨制鱼猎标枪。说明了这种倒钩锋刃器物并不是用于射杀猎物的箭镞,而是狩猎或战斗的标枪头。尽管殷人没有使用多锋刃青铜倒钩镞,但三角形的双翼青铜镞所具有的倒钩已经具有相当强大的杀伤力,足以在战斗中使猎获的“兽人”失去战斗力,束手就擒。
图4-29 郭家庄殷墓中出土的三角形带翼青铜镞
除了这几种箭镞,殷人还使用一种没有锋刃的箭头。在东周时代的楚地曾大量使用一种没有锋刃的平头镞。这种箭镞的用途与当时的中原地区一样,是为了活捉天上的飞鸟。这种平头镞的特点是不用直接射入猎物的身体就可以将其击为轻伤,很容易就将之生擒。从龙山时代到商周,都有没锋刃的圆头镞出土。陈星灿认为这种镞是专门为了猎获完整的动物皮革而设计的。在殷墟花园庄M54武士族长墓中除了出土青铜镞之外,也随葬着41件骨制平头镞,妇好大墓中也有圆头镞的发现。可见这种武器在好战的军事贵族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使用。考虑到商代将战争视为狩猎,并且在“狩猎”过程中需要擒获一定数量的“猎物”用于祭祀,似乎不能排除殷人也将这种无锋刃箭头用于生擒“半兽人”的可能性,而且可以推测,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商代的箭镞种类较为丰富,形制和用途也各有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商代的一般近战武器全部为青铜制造,石质、玉制武器在当时仅仅只是具有巫术和仪式作用的“法器”,而不是实战装备。远射武器则不然,考古材料证明,商代的箭镞除了青铜制造之外,还有大量的骨制和石制箭头。郑州商城T166M6有殉人、铜器、玉器,墓主骨骼粗壮,说明是一位贵族武士。他的墓中出土青铜戈,以及骨制和蚌壳制箭镞43枚。安阳铁西刘家庄殷墓M4墓主是一位少年武装贵族,他的墓中也是铜镞、骨镞并存。殷墟M260贵族甲字形大墓墓主等级较高,但出土箭镞中铜镞为36枚,骨镞有251枚,骨镞数量远远多于青铜镞。此外,郭家庄氏族首领墓葬、妇好墓等大型贵族墓中也都有骨镞的发现。这就说明,非金属镞的使用在当时非常普遍,青铜镞的使用在商代还没有能够完全覆盖实战领域。
柴尔德认为,金属只有到了最便宜的时候才被用作箭头。李济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在实战中,铜镞的效用并不特别超过骨制和石制的箭镞,而且多半使用一次就消耗了,因此殷人用青铜制作箭矢,说明了青铜的丰富。但笔者基于考古材料认为,李济的这一观点值得再讨论。
在龙山时代刚出现青铜铸造技术时,这种最新式的战争资源就被投入战争领域,用于制作箭镞。这就说明,青铜箭镞的杀伤力必然在骨、石之上,因此精英集团才愿意将最先进的技术投入这种一次性消耗的武器生产之中。可以说,青铜并不是在最便宜时才被用作箭头,恰恰相反,在这种技术刚出现时,便被引入战争领域。例如,《左传·宣公四年》记载,楚国的若敖氏叛乱,用两箭射击楚王的战车。楚王为了稳定军心,于是宣称“吾先君文王克息,获三矢焉。伯棼窃其二,尽于是矣”。从这条材料可知,当时楚国从息国获得了三支最有杀伤力的箭,被楚王收藏后遭到若敖氏偷窃,后来在叛乱中使用了这两只威力强大的箭,并且很快就将这两只箭消耗掉了。从这条材料可知,箭这种一次性消耗武器的杀伤力受到了相当的重视,这三支箭可能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技术和材料,因此杀伤力惊人。以此可推知,尽管当时这种材料与技术还非常稀少,却被投入了箭的生产工艺中,也能证明技术与资源并不是“最便宜时”才被投入箭头的生产领域。箭镞生产往往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重要材料,体现了统治精英对装备杀伤力的重视。
武器的技术水平通常代表了一个社会中最先进的领域。例如,清末的旧式部队还在大量使用冷兵器和火绳枪时,清政府却开始筹建使用当时最新式现代武器的海军与陆军。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机器产业与现代武器工业体系在清帝国已经非常发达,枪弹相当便宜,而只能说明这个统治集团试图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投入战争领域,且不惜投入高成本。
弓箭的金属箭镞也是类似情况,作为当时最先进有效的青铜技术被广泛用于制作近战武器,原因是近战武器可以长年累月地使用。至于普通生产工具,直到东周还大量使用石制,商代的普通农具基本是木、石制作。这就意味着青铜在当时并不是“最便宜的时候”。青铜资源在商代神权政治的语境中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原料,而是一种沟通诸神与世界的媒介。这种资源被用于制作交通诸神的祭器,也被用于制作猎获祭祀诸神祭品的武器,将“国之大事”—神灵祭祀与战争结合在一起。这种有限的资源不但贵重,而且带有卡里斯玛的含义。因此,殷人会尽可能地将这种有限的资源投入无限广大的战争与祭祀领域,用以维系神圣世界的周期与秩序。但由于箭镞使用的消耗与难以回收,使这种武器的耗费巨大,因此不可能完全使用青铜制作,而只能使用骨制、石制箭镞勉强加以补充。这也正是高级贵族墓中也有骨制箭镞出土的原因。
克里特文明的青铜时代也大量使用非金属箭头。考古学家伊文思(Sir Arthur Evans)曾在“迷宫”中发现两箱青铜箭头,一块线形文字B泥板上也曾登记箭镞数量达8640件。但米诺人仍大量使用硬木、兽骨制作箭头。除此之外,韩半岛的青铜时代也大量使用石制箭镞。1960年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有11座铁箭镞与骨镞并存,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汉墓中的骨镞数量仍然大于铁箭镞。这就很好地说明,甚至到了铁器时代,非金属箭头的使用仍然相当广泛。只有在铁制技术高度发达之后,箭镞才全部用金属制作。具体到中原地区,青铜箭镞取代石制、骨制矢则是东周时代了。殷人使用珍贵而通神的青铜制作箭镞,并不是因为青铜便宜,而是体现了将最先进的技术投入为诸神而战的神圣事业之中的心态与价值认同。
三、弓箭的使用
弓箭的使用与射击精度在战斗中相当重要,这种武器使用的技术要求也显然高于其他类型的武器。“为了有效地使用弓,士兵必须经过反复不断的技术训练,同时,还需要适宜作战的开阔地形。因此,它成为了一种具有专门技术的士兵手中的武器。”
卜辞材料证明殷人确实专门就弓箭手的射击技术进行过相关训练。陈梦家认为,甲骨文中有从“羊”之字读为“养”或“庠”。《说文》、《汉书·儒林传》均作“殷曰庠”,说明这种“庠”就是具有教学功能的地点。因此,卜辞“令禽庠三百射”的意思即为命令军事首领禽对三百名弓箭手进行教学活动。这样的卜辞在甲骨文材料中还有所见:
令禽庠三百射(《合补》1727、1728)
勿令禽庠三百射(《合集》5770)
惟□令庠三百射(《合集》5771)
这种经过弓箭射击训练的战士被称为“新射”,意即新训练出来的弓箭手。卜辞记载:
取……新射……(《合集》5784)
氏(致)先新射(《合集》5785)
多新射(《合集》5786正)
氏(致)新射于……(《合集》32996、32997、32998)
这些刚经过弓箭射击训练的氏族战士被称为“新射”,说明他们的射击与战斗经验还不够丰富,因此才会被称作“新”。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弓箭射击的精度与经验非常重要,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才能熟练地掌握,才能在战场上游刃有余。
除了训练氏族战士作为弓箭手,花园庄东地出土的非王甲骨卜辞还记载了贵族“子”对弓箭射击的练习:
子其射,若……子弜射,于之若(《花东》2)
子弜射,于之若……子其射,若(《花东》467)
除此之外,卜辞还记载:
惟多生射(《合集》24140、24143)
惟戈人射(《合集》33002)
“多生”即“多甥”,卜辞中多有记载,这一群体是商王室的姻亲贵族,与王室关系密切。“戈”则是殷人王畿地区的一个强大的氏族,后来在王畿之外也有族群的扩展。这两种记录说明,殷人贵族群体要通过进行射箭活动练习射击技术。根据对甲骨文字形的分析,有学者认为教习地点中的习射还包括教学人员手把手传授张弓、瞄准、引矢,并进行反复练习。这种活动与祭祀关系密切,另一方面也能够训练射击技术。反过来,较高的射击技术又能够更有效地猎获祭品,用于献祭。除了贵族,一些氏族战士也进行射箭活动,能够提升氏族战士射击的命中率。
这些经过专门训练的弓手被按照宇宙论的神圣范式“三”为原则进行编制,组成专业的弓手队伍。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阿尔戈斯人就有专门的弓箭手队伍。这说明经过专业训练的弓箭手是战争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战斗力。同样,殷人武装者也组建了职业的弓箭手队伍。宾组、历组等卜辞记载,商王会亲自召集弓箭手,并命令各氏族首领提供弓箭手:
令多射(《合集》46正)
多射不雉(致)众(《合集》69)
征射三百,
勿征射三百(《合集》698正)
氏(致)多射(《合集》5737)
令 以多射(《合集》32999)
多射往 (《合集》33000)
多射征人于皿(《合集》5742)
王令多射(《怀特》1652)
雀不其来射(《合集》5793)
类似的卜辞材料在前面章节的研究中也有涉及,通过研究可知殷人专业的弓箭武装者也是按照宇宙论观念神圣范式的“三”进行组织的。一些氏族组织也组建了专门的弓箭手队伍并提供给王室。如前文材料中所析,这些受过专门训练使用弓箭的武装者在战场上非常重要,通过祭祀坑中的被献祭人牲的遗骨材料分析,很多被献祭的“猎物”在手、足、腿、臀部等不致命部位带箭伤,说明这些职业弓箭手的经验丰富,精准性很高,能够精确射击敌方的非致命部位,将之生擒,用于祭祀。
卜辞还记载:
惟戌射有正(征)(《合集》28080)
惟戌乎射禽(擒)(《合集》27972)
这些材料均能说明殷人使用受过训练的弓箭手参与征伐活动,并在征伐活动中擒获半兽人。商代弓箭手除了在征伐中捕获“兽人”之外,也捕获各种猎物:
射□获……不其获(《合集》5753)
乎多射鸢获(《合集》5740)
王令射擒(《合集》28350)
王其射获,御(《合集》29084)
《合集》277、32023还记载了弓箭首领捕获“羌”用于献祭上甲这位祖神。如前文所分析,在商代的观念中,战争与狩猎活动之间没有清晰的边界,捕获的猎物包括各种动物、鬼魅、精怪、半兽人等“非人”甚至敌对的存在。在殷人的观念中,这些使用弓箭的武装者使用这种具有强大巫术力量的神性武器,在战争——狩猎活动中袭击野蛮的半兽人、精灵、鬼魅,能够有效地将之降服,并擒获作为祭品。
弓箭手除了出击捕获“猎物”之外,也使用这种神性武器进行武装守卫或警戒活动。商代的一件青铜觚上徽号为“弓衛”,形状为“衛”字左右各有一弓。这一材料很生动地展示了使用弓箭手作为武装护卫的情形——在左右两侧都布置弓手担任警戒。卜辞也记载:
令多射卫(《合集》5747、5748、33001)
乎多射卫(《合集》9575)
卜辞材料说明,商代弓箭手的确经常担任武装护卫或承担警戒任务。这一点也可以从考古资料得到证实。在盘龙城遗址李家嘴M2的墓中还有一位殉人,身上携带着两排青铜镞,共19枚。经过鉴定,这位殉人是死亡后被埋入的。他的身份应该是墓主贴身的武装弓箭手,在墓主人死后从死于地下,继续追随这位贵族武士作战。这一名贴身弓箭手很可能就是古文字材料中所描述的“弓卫”或“射卫”。此外,卜辞系联材料还显示,商王命族众在“囧”地种植黍等农作物时,也曾安排“令射倗卫”,派遣弓箭手保护农业活动的展开。
这些职业的弓箭手既需要参与进攻性的猎获战争,又需要承担警戒性的防守任务,说明弓箭的使用在商代武装中具有重要作用。商代武装者中有相当数量以近战为主的人员也使用弓箭,这一点在本章第一节中已有论述。除开兼用弓箭的贵族武士与氏族战士之外,殷人军队中的职业弓箭手大约占总武装者数量的十分之一。理由是出征的武装者以“三千”、“五千”为基本单位,而职业弓箭手则是以“百”或“三百”为基本单位。这一点也可以举殷墟郭家庄殷墓群为例,其中非职业武装者的数量占总人数的20.6%,而完全使用弓箭的武装者则占总墓数的2.2%,接近十分之一的数据。据笔者统计,1966—1977年殷墟西区发掘三个殷人宗族墓区共603座墓葬,随葬武器的墓有70座,其中有10座墓只出土弓箭武器,使用弓箭人数占总武装者人数的七分之一,与推测数据相差不大。
这些使用弓箭的职业武装者墓葬在考古中相当常见。例如,河南辉县发现一批殷器,除了祭器之外,武器是弓形器与224枚铜镞,可以推知这是职业弓箭手使用的装备。安阳梅园庄M13、M67、M82也只出土青铜镞和骨镞,可见是职业弓箭手。一些墓葬只出土弓形器和箭镞,都是典型的弓手装备。
由于商王室控制着青铜资源用于制作祭器和武器,弓箭装备的弓形器和一定数量的箭镞都是青铜制成,有理由推测弓箭的制作也同其他武器装备一样,大多是王室手工业制造。《周礼·夏官司马·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而掌其守藏与其出入”,可见周代的弓箭确实有专职人员负责管理。可以推知,商王室也设立有类似的专职人员对弓箭的生产与守藏进行管理。卜辞记载,“叀弓令司工”(《合集》5628),即“令弓司工”之意。说明商代有“弓司工”之职,管理弓的生产。卜辞记载“乎吴取弓”(《合集》9827),“吴”是一位王室的“小籍臣”,管理籍田与仓库,他也曾领取弓箭。《史记·殷本纪》记载了商王对诸侯赏赐“弓矢斧钺”,除了向各级首领分发斧钺,王室还向他们分发弓箭。《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周王向晋侯赏赐“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宗周时代青铜器铭文中也多有国王向贵族赏发各种弓箭的记载,说明周王室也控制着相当规模的弓箭生产。《周礼·夏官司马·司弓矢》记载“凡师役、会同,颁弓弩各以其物,从授兵甲之仪”,说明战争与狩猎活动也伴随着弓箭管理者向武装者分发弓箭的行动。这些材料明确显示,古代王室确实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弓的生产与分配。因此,商代弓箭武装者使用的装备也如同其他类型的武器一样,很多是由王室管理和生产,并按照不同层级逐渐向武装者发放流通。
四、弹丸
古代的远射武器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最常见的弓矢,另一种是由弓矢演化而来的弓弩,还有一种容易被忽略的远射武器是弹丸。但恰恰是弹丸这种远射武器,在历史中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在各种不同的古代文化中,弹丸大都被作为一种与弓箭相配合的远射武器而得到使用。这种装备在古书中较为常见,被用于战斗或狩猎。而考古材料与甲骨卜辞也都能证明,殷人曾广泛地使用这种武器。
美国军事史学者T.N.杜普伊说:“从史前时期开始,人类就会用兽皮制成投石器来投掷小而光滑的石块,这要比单纯用手臂投掷力量更大,距离更远。这种投掷器还使用泥土烧制的弹丸,后来采用铅制弹丸。在庞培和其他古代遗址中已发现了橡子形状的弹丸实物。生活在巴利阿群岛的投石手都有一套特别高超的投石技术……在好几个世纪里,投石兵在作战阵容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在人类历史上,用投掷设备发射的卵石或陶土弹丸在战争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现代武装者所使用的枪弹并不是由弓弩演化,而是弹丸发射装置演进的结果。如果说古代军队使用的弹丸主要是石、陶制作的话,现代枪弹发射的弹丸则是金属制成。但通过高速运转的弹丸射杀敌方身体的这一基本原理并没有发生变化。
除了弓箭,“远射程兵器”也包括飞石索投掷的石球。在《旧约》中记载,古代犹太君主大卫(David)曾用飞石弹丸杀死了一名巨人。现代巴勒斯坦地区的牧人还在使用一种飞弹丸,用两条绳索缚连一个可藏石子的东西,将石子安置其中,手握绳索的两端,急速旋转,然后弛放一端,使石子飞射出去。古埃及的武装者中还有专门的“投石手分队”,用飞石攻击敌方。在《伊利亚特》中记载,希腊人和特洛伊双方在战争中也互相抛掷石块作战。在希腊古典时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The Peloponnesian War)中,飞石弹丸仍然与弓箭一起被作为远射武器而得到应用。希腊人的雇佣军在与波斯军的交战中双方都使用弓箭和弹丸远射,而希腊人的弹丸射击技术明显超过了波斯人。除了使用石头之外,他们也使用铅作为弹丸。在英格兰南部铁器时代的一座山堡内,一具人骨的脊椎内发现了罗马的弩石弹头。在纳西族的神话中,古代武士董若赠金曾使用飞石捣毁了敌人的房屋与牲畜,他的后代则继续使用飞石消灭敌人。夏威夷酋邦时代之间的战争,也使用投石器作为远射兵器。这些材料说明,使用飞射的各类弹丸作战方式在古代非常普遍。
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经常有“矢石”并称。《左传·襄公十年》“亲受矢石”,《史记·晋世家》“矢石之难,汗马之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孤请自被坚执锐,以先受矢石”,《管子·法法》“蹈白刃,受矢石”。在《伊利亚特》中也多处有“矢石”两种武器结合的记载,并将弓箭与“羊毛精织的投石器”并称,这种将弓箭与弹丸配合使用的记载在古希腊文献中相当普遍。这就说明,飞射的弹丸作为一种远射武器,经常与弓箭一起使用。甲骨卜辞记载“子乎射、弹”(《花东》416),说明殷人也同样将弓箭与弹丸两种远射武器使用。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古滇国的墓葬中,青铜箭镞和陶弹丸也多有发现,显示了这两种射击武器的配合使用。应该说,弹丸这种武器也是对弓箭射击的有效补充。
古代文献中也有大量关于使用弹丸射击的记载,《太平御览》中将弓箭与弹丸两种武器列在一起进行叙述,恰恰说明这两种都是在古代运用广泛的远射武器。《御览》卷三五〇引《吴越春秋》:“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古人歌之曰:‘断竹属木,飞土逐肉。’”这一条材料显示,使用弹丸具有古老的历史。在石器时代的猎人就已经在使用竹、木为原料,利用其弹射力发射土块和石块攻击猎物。这样的记载,能够得到考古材料的确切证明。
《说文·弓部》云“弹,行丸也”,《广韵·寒韵》“弹,射也”,《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从台上弹人,而观其避丸也”,可知历史时期弹丸也被用于攻击人。《战国策·楚策四》“不知夫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执丸,将加己乎十仞之上”,《庄子·齐物论》“见弹而求鸮炙”,说明弹丸经常被用于猎获各种鸟类。《说苑·善说》“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吕氏春秋·贵生》“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说明古代用于射击的弹丸有的大小甚至与宝珠接近。《潜夫论·浮侈》记载东汉时的人“怀丸挟弹,携手遨游。或取好土,作丸卖之,于弹外不可以御寇,内不足以禁鼠”。这至少说明,“弹”可以用于“御寇”,也可以用于攻击老鼠。只不过,作者遗憾的是,同时代的士民们没有将这两点做好。《晋书·后赵载记·石季龙传》记载石虎“好驰猎,游荡无度,尤善弹,数弹人,军中以为毒患”,也显示了弹丸被用于狩猎和攻击人。《太平御览》卷三五〇引《西京杂记》记载西汉时的弹丸也使用“金丸”,可见古中国人与古希腊人一样,也使用过金属弹丸。
这些传世文献材料均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古人最早使用弹丸射击鸟雀或狩猎,后来也以这种武器射击人。在河南濮阳西水坡春秋排葬墓中发现有一些阵亡士兵就是死于弹丸的射击,弹丸仍残存在头骨中,确切地证明了先秦战争中使用弹丸作战。这种武器是对弓箭的有效补充,因此古人才“矢石”并称。
图4-30 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弹丸
使用飞射的弹丸这一攻击手段具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猎人用手抛掷石块攻击猎物。随着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专门用于抛掷石块的工具,可以将石块抛得更远,也即是古书中所说的“断竹属木,飞土逐肉”。此后,石块被人工磨制得更圆,还出现了烧制的陶弹丸,在飞射过程中可以减少阻力。《御览》卷三五〇引《潜夫论》“怀丸挟弹,或取好土作丸”,就是以土为原料制作陶弹丸的明确记载,由此可见,陶制弹丸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被沿用到历史时期。在河北磁山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发现了石弹丸和陶弹丸,当时是作为狩猎的工具。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山东北辛文化,也有陶制弹丸的发现;在北辛遗址发现了20枚弹丸,大的4.3厘米,小的1.5厘米,质地坚硬;仰韶文化时期也有圆球形的弹丸,直径为4厘米;河南偃师灰嘴仰韶遗址中出土了磨光和布有凹槽的陶球,也有沉重致密的石球,直径分别为6和7.5厘米。陶球上的凹槽显然是用于绳索的捆绑,使弹丸能够向远处抛掷。临潼零口遗址二期出土了“石球”,这显然是一枚磨制的石弹丸。河南渑池仰韶遗址中也出土了石弹丸和陶制弹丸。马家窑文化的柳湾发现了大、小两种石弹丸,大球被推测为投掷物,小球则被理解为弓弩使用的弹丸。这种推测比较合理。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也出土了石球,整理者认为“当属弹丸”。这些材料说明,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到二里头时期,弹丸这种远射工具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磨制过的石弹丸与光滑的陶制弹丸被共同使用。大的弹丸直径在4厘米或更大,小的弹丸直径在1.5—2厘米。前者一般被用于向远处抛掷,小的弹丸则使用弓弩类射击。
商代遗址和墓葬中也经常出土弹丸,说明当时对这种远射工具的使用非常广泛。殷墟小屯西地大墓中出土了近战武器戈,还出土了铜镞和陶弹丸两种远射武器,弹丸直径2.4厘米;安阳梅园庄殷墓M67也是弹丸与箭镞一起出土。这可以说明武装贵族和氏族战士在战斗中“矢石”并用。安阳花园庄东地殷墓M43中也出土了一枚陶弹丸,直径2.5厘米。这座墓中出土了青铜戈,可见墓主是战士。说明这一名战士除了使用步战武器,也使用飞射的弹丸进攻。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中也出土了大小不等的石球和石弹丸;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也出土了烧制的陶弹丸3件;山西垣曲商城出土了直径1.5厘米的黄陶弹丸,2.5厘米的石弹丸,这里的灰坑中也有人牲的骨架。说明商代各地的“邑人”武装者也使用弹丸作战,也很可能使用弹丸射击捕获用于献祭的“猎物”。此外,山东青州苏埠屯方伯墓M1中也出土了2件直径为2.9厘米的陶弹丸。可见殷人邑君等级的武装贵族也使用弹丸进行狩猎——战争活动。
殷墟苗圃出土了弹丸127枚,均为陶制,有红陶、灰陶两种,表面光滑,直径在1.5—2.7厘米之间不等,以2.2—2.4厘米大小为最多;郑州二里冈出土5件灰陶制弹丸,表面光滑,直径在1.4—2.1厘米之间;殷墟花园庄还出土了4枚陶弹丸,直径在2.3厘米;梅园庄M68出土直径为2.5厘米的红陶弹丸;殷墟妇好大墓中出土了一件穿孔石球,直径在5.9厘米,孔径2厘米。
通过上面这些材料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商代的弹丸与新石器时代一样,也可以分为大型和小型两种。大型弹丸如妇好墓中出土的石球,中间有一穿孔,穿以绳索,然后高速运转并抛掷,具有相当的杀伤力。数量最多的是陶制弹丸,直径在1.4—2.9厘米之间,以2厘米大小左右的弹丸数量最多。这些陶制弹丸表面光滑,可以射击很远的距离。出土弹丸的墓葬相当丰富,其中包括邑君、各不同等级的武装贵族、普通氏族战士等群体。说明商代武装者普遍使用弹丸作战,也有材料显示当时的人们“矢石”并用。
图4-31 商代的白陶弹丸
有观点认为,殷墟出土的陶弹丸是狩猎工具。也有学者将古代遗址中出土的“石球”视为武器。实际上,考虑到商代的战争观念在本质上并不对战争与狩猎活动之间作出清晰的划分,因此这两种说法都没有问题。正如同弓箭既被用于狩猎也被用于捕获“半兽人”一样,弹丸也是在战争中杀死异族和捕获这些猎物的重要手段。
上文分析了弓箭与弹丸均被视为同一类的远射武器,而弓箭尤其带有浓厚的神话与信仰色彩。殷人使用弓箭射杀周人的天神,也将弓箭纳入射日神话之中,足见弓箭在殷人神话与信仰中的重要意义。在殷人后裔的宋国,这种信仰仍然一直保留在公室的行为与文化中。宋王偃除了与其祖先一样进行“射天”之外,根据《战国策·燕策二》的记载,宋王还曾按照秦王的形象刻一木人,并通过“射其面”对其进行巫术攻击。此外,他又铸造诸侯之像放置于厕所中,通过“弹其鼻”进行类似的巫术攻击。由此可见,在殷文化中,除了弓箭具有神圣的攻击效果之外,弹丸也具有对“非我族类”的巫术攻击效力。因此可以推知,殷人在战场或仪式上使用弹丸攻击“半兽人”,也具有与弓箭类似的象征意义——用这些带有魔力的武器捕获那些象征黑暗、混沌、野蛮的鬼魅、精怪。
甲骨文中有“弹”字,罗振玉最早指出,此种“弹”字“卜辞字形正为弓持丸”;“皆从弓持丸,即一把施了弦的弓,弦中央有一个小圈,是为丸”。甲骨文的字形说明,弹丸可以通过弓来进行射击。另外,考虑到商代已经出现了木弩,殷人很可能也使用木弩发射弹丸。直径较小的陶制弹丸可以使用弓弩进行发射,而较大的石质弹丸则很可能是使用绳索抛掷,可以形成相当的杀伤力。陶制的弹丸质地坚硬,制作成本又低于箭矢,最重要的是,弹丸的攻击性能与箭矢有一定的区别,因此“矢石”并用,才能获得最好的战争——狩猎效果。因此,将弹丸视为商代重要的远射武器之一似乎并不为过。
人类学材料可以说明弹丸能够有效捕获各种猎物。北美印第安人有一种名为“波拉斯”(bolas)的飞石发射器。是将二三个圆形石头包一层外皮,连接在绳索末端,用于捕捉野牛。“猎者骑在马上,握住绳的上端,把其余的部分抛在空中旋转,绳索打在牛的身上,石球便转个不停,将牛腿缠了又缠,二三个石球把牛的腿都缠住,而牛便跑不动了。”这一条美洲的人类学材料可以说明,飞掷的带绳索弹丸可以有效地猎获大型动物。荷马的《伊利亚特》第四卷中记载,阿开亚人的狄奥瑞斯(Diores)国王被一块飞石击中右边的脚脖子,骨头和两条韧带被击断,丧失了战斗力。这条材料说明,战斗中飞射的弹丸可以有效地击伤敌方的腿脚等身体部位,使之丧失战斗力。具体到商代的战场中,这种丧失了战斗力的“猎物”可以被轻易地生擒。笔者推测,商代使用弹丸的武装者与弓箭手一样,很可能接受过专门训练或从小就善于开弓射弹,因此具有一定的射击技术和精度,可以在战场上通过弓箭或弹丸猎获半兽人。
卜辞记载“弹牛百于……”(《合集》9410正),“弹延狸”(《合集》10458),说明殷人使用弹丸射杀或捕获牛以及狸等猎物。此外还有“令弹于□”,“弹兴,于之受又”(《屯南》4066),也属于记载使用弹丸的卜辞材料。《合集》31144片记载“弹有正”,“正”即“征”字,说明商代武装者也使用弹丸装备投入征伐活动。卜辞还记载“乎 弹”(《合集》10048),这条材料记载了一名叫“ ”的人使用弹丸。参见《合集》2257片可知,这个“ ”即“光”字。“光”是殷人的一名氏族武装首领,卜辞记载“光不其获羌,乎逆执”(《合集》185),就可知这位武装首领曾带领氏族战士捕获羌俘,国王卜问是否需要去迎接押送这些猎物的武装。“光”既使用弹丸,又捕获羌俘,因此他在战斗中很可能就使用过这种武器。卜辞还记载“羌弹五十”(《合集》26909),可以更好地说明使用弹丸能够捕获到“羌”。非王卜辞中,也有“伐羌”与“入弹”有关的记载(《花东》178)。可以推测,殷墟祭祀坑中的遗骨有一些可能就是被弹丸击中之后遭到捕获的。但与箭矢不同的是,很多遗骨的腿、脚、手、臀部等非致命位置留下了箭镞,因此可以推理他们是殷商弓箭手精确射击之后所捕获的。但被弹丸击中的“猎物”不同在于,弹丸可能很难留下相关的蛛丝马迹,因此不能反映在考古材料中。通过人类学材料辅证、卜辞记录与考古出土的大量弹丸可知,商代贵族武士、氏族战士都使用弹丸武器,这种武器可以有效进行猎获。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弹丸是一种在不同民族和文化中都得到广泛运用的远射武器。在古代中国,这种武器也是弓箭的重要补充,因此经常“矢石”并称。弓箭和弹丸都是殷人武装者大量使用的远射武器,能够有效地捕捉“猎物”。过去对武器的研究中对弹丸的关注还不够充分,笔者希望随着考古材料的日益丰富,能够取得更多关于弹丸这种武器的信息,进而复原商代使用弹丸的具体方法和战场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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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美]巫鸿:《汉代艺术中的“白猿传”画像——兼谈叙事绘画与叙事文学之关系》,郑岩、王睿编:《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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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曹旅宁:《秦律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46页。
[1351]郜向平:《略论商周青铜弓形器的形制演变》,载《华夏考古》2007年1期,第99页。
[1352]林沄:《关于青铜弓形器的若干问题》,自《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251页;杨宝成:《殷墟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3—144页;冯时:《殷田猎射御考》,自宋镇豪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一辑,线装书局,2008年,第86页。另外还有孙机、乌恩、王海城等学者也赞同此说(滕铭予:《也谈弓形器的形制及相关问题》,载《考古》2011年8期,第73页)。
[1353]滕铭予:《也谈弓形器的形制及相关问题》,载《考古》2011年8期,第74—78页。
[1354]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自《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年,第35页。
[1355]石璋如:《小屯第四十墓的整理与殷代第一类甲种车的初步复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本,1969年,第627—628页。
[1356]石璋如:《小屯殷代的成套兵器——附殷代的策》,自中华书局编辑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考古编一》,中华书局,2009年,第387页。
[1357]石璋如:《殷代的弓与马》,中华书局编辑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考古编二》,中华书局,2009年,第1721页。
[1358]左骏、李荔:《“弓形器”用途与来源再考》,载《华夏考古》2009年1期,第126—127页。
[1359]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2006年,第513页。
[1360]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1996年,第446页。
[1361]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86页。
[1362][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64页。
[1363][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07年,第343页。
[136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18页。
[1365]宋兆麟、何其耀:《从少数民族的木弩看弩的起源》,载《考古》1980年1期,第80页。
[1366]赵晓军、姜涛、周明霞:《洛阳发现两件西汉有铭铜弩机及其相关问题》,载《华夏考古》2010年1期,第119页。
[1367]《尚书·顾命下》有“竹矢”之称,《逸周书》佚文亦有“竹箭”记载。可见箭杆以竹制成(参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60页)。此外,《御览》卷三四九引《字林》、《字统》皆云以竹制作箭,引《续汉书》则云“断木为箭”,《周易·系辞下》:“剡木为矢。”这些材料都说明,箭杆的材料是竹子与木头。
[1368]李新伟:《我国史前有槽箭杆整直器》,载《考古》2009年6期,第62—69页。
[1369]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2006年,第540页。
[1370]河北省博物馆台西发掘小组、河北省文管处台西发掘小组:《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1973年的重要发现》,载《文物》1974年8期,第48页。
[1371]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阳市榕树湾一号商墓》,载《考古》2009年5期,第27—28页。
[1372]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31页。
[137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9年1期,第59页;河北省博物馆台西发掘小组、河北省文管处台西发掘小组:《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1973年的重要发现》,载《文物》1974年8期,第48页。
[1374]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第153页。
[1375]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1376]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137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114—121、第153、163页。
[1378]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自《史学方法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52页。
[1379]朱帜:《河南舞阳县陆续发现商代文物》,载《考古》1987年3期,第275页。
[138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新乡潞王坟商代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60年1期,第53页。
[1381]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载《考古》1980年3期,第198页。
[1382]袁艳玲:《楚地出土平头镞初探》,载《江汉考古》2008年3期,第52页。
[1383]陈星灿:《三说古代以皮毛为目的的狩猎工具》,自《考古随笔》,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78—82页。
[138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15—216页。
[138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08页。
[138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新发现的几座商墓》,载《文物》2003年4期,第6—9页。
[1387]安阳市博物馆:《安阳铁西刘家庄南殷代墓葬发掘简报》,载《中原文物》1986年3期,第18页。
[138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87年1期,第105—109页。
[138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6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08页。
[1390]骨镞在商代的日常生活中相当常见的例子也可以从文献中得到佐证。《尚书·盘庚》“若射之有志”,其中的“志”,根据《尔雅·释器》的解释,是一种骨镞。由此可见,商王在谈话中还会使用射箭与骨镞为例来进行说明,显示了王室对骨镞使用的熟悉。
[1391]李济:《殷墟铜器五种及相关问题》,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524—525页。
[1392]例如,在山东禹城县邢寨汪龙山遗址中就出土了两件青铜镞,参见德州地区文物工作队《山东禹城县邢寨汪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载《考古》1983年11期,第972页。
[1393]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09页。
[1394]张光直指出:“到了殷周,青铜器那么发达,农具仍是石木制的。”张光直:《中国远古时代仪式生活的若干资料》,自《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28页;徐中舒《耒耜考》,《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第87页;山东省文物管理处:《青岛市崂山郊区东古镇村东周遗址》,载《考古》1959年3期,第144页;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的总收获》,载《考古》1959年5期,第224页;毛在善、李元魁:《湖北随县东周遗址的发现》,载《考古》1959年11期,第636页。
[1395]江西新干商代墓葬曾经发现过青铜制作的“农具”。但这种用青铜制作的“农具”实际上属于和祭器、武器同一性质的器物,而非实用器(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87—88页)。
[1396]王以欣:《寻找迷宫——神话、考古与米诺文明》,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68—269页。
[1397]张宏彦:《东亚地区史前石镞的初步研究》,载《考古》1998年3期,第49页。
[1398]洲杰:《关于我国东北地区出土弯状骨、角器的名称和用途》,载《考古》1965年8期,第417页。
[139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葬》,载《考古》1964年1期,第43页。
[1400]《国语·鲁语下》记述孔子在陈国,有隼死于陈侯之庭而身上留着射来的楛矢石砮,陈侯于是询问孔子。孔子回答说:“隼之来远矣,此肃慎民之矢也。”可见东周时的箭镞普遍用青铜制作,很少见到石镞了,因此华夏诸侯才会对异族的石镞感到陌生。但《尔雅·释器》中记载了“金镞”和“骨镞”之间的区别,则说明中土地区骨镞退出实战领域可能比石镞更晚。
[1401][美]T.N.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李志兴、严瑞池、王建华等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7页。
[1402]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2004年,第513页。
[1403]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10页。
[1404]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4页。
[1405]韩江苏:《从殷墟花东H3卜辞排谱看商代学射礼》,载《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6期,第37页。
[1406][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5页。
[1407]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93页。
[140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1982年安阳苗圃北地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86年2期,第120页。
[1409]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湖北黄陂盘龙城李家嘴二号墓发掘的补充资料》,载《文物》2007年8期,第93—94页。
[1410]彭裕商主编:《殷墟甲骨文分类与系联整理研究》,四川辞书出版社,2023年,第476—477页。
[1411]原始数据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159—177页。
[1412]原始数据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自《考古学报》1979年1期,第121—136页。
[1413]齐泰定:《河南辉县褚丘出土的商代铜器》,载《考古》1965年5期,第255页。
[14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秋安阳梅园庄南地殷墓的发掘》,载《考古》1991年2期,第136—140页。
[1415]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42页。
[1416]贞令吴小籍臣(《合集》5603);令吴省在南廪(《合集》9638)。
[141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50页。
[1418]例如,康王时器《二十五祀盂鼎》载王赏赐贵族“弓一、矢百”;穆王时器《静卣》记载“王易(赐)静弓”,此外还颇有铭文记载王向贵族赏赐“弓矢”(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第181、361、422、423页)。
[1419]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48页。
[1420][美]T.N.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李志兴、严瑞池、王建华等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页。
[1421]王学理:《冷兵器与古代战争》,载《文博》1989年6期,第21页;杨泓:《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兵器史研究》,载《文物》1985年8期,第17页。
[1422]林慧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26页。
[1423][英]爱德华·B.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0页。
[1424][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73页。
[1425][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黄贤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7页。
[1426][古希腊]色诺芬:《长征记》,崔金戎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7—78页。
[1427][英]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447页。
[1428]白庚胜:《东巴神话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93页。
[1429]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250页。
[1430]服虔注认为“矢石”是用石头制成的箭镞,显然是一种错误的理解。而杜注则明确指出了“矢石”分别是箭矢和飞石两种武器,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83页。
[1431][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663页。
[1432][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199页。
[1433]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303页。
[1434][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10页。
[1435]汪宁生:《民族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49页。
[1436][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2006年,第1612页。
[1437][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41页。《御览》卷三五〇引《字林》云:“弹,行丸者。”
[1438][宋]陈彭年等:《宋本广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1439]此事《春秋繁露·王道》记载为:“晋灵行无礼,处台上弹群臣。”([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2002年,第123—124页)
[1440][汉]刘向集录:《战国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56页。《韩诗外传》作:“不知童挟弹丸在下迎而欲弹之。”(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1996年,第870页)
[1441][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6年,第99页。
[1442]《御览》卷三五〇引《桂苑》云:“弹,行丸弓也。”
[1443]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41页。
[1444][汉]王符注,[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97年,第123页。
[1445][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94年,第2761页。
[1446][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2006年,第1613页。
[1447]郝本性:《试论郑州出土商代人头骨饮器》,载《华夏考古》1992年2期,第95页。
[1448][英]爱德华·B.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
[1449][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2006年,第1613页;《潜夫论·浮侈》原文作:“怀丸挟弹,携手遨游。或取好土,作丸卖之。”
[1450]邯郸市文物保管所、邯郸地区磁山考古队短训班:《河北磁山新石器遗址试掘》,载《考古》1977年6期,第372页。
[145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省滕县博物馆:《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84年2期,第186页。
[145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57页。
[145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一工作队:《河南偃师市灰嘴遗址2006年发掘简报》,载《考古》2010年4期,第10—11页。
[145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临潼零口遗址第二期遗存发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9年6期,第12页。
[145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渑池县文化馆:《渑池仰韶遗址1980—1981年发掘报告》,载《史前研究》1985年3期,第41页。
[1456]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86页。
[145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79、125页。
[145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小屯西地商代大墓发掘简报》,载《考古》2009年9期,第61—66页。
[145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秋安阳梅园庄南地殷墓的发掘》,载《考古》1991年2期,第138页。
[146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7、253页。
[1461]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79年6期,第37页。
[1462]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勘查纪要》,载《文物》1959年11期,第9页。
[1463]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编著:《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29、237页。
[1464]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载《文物》1972年8期,第23页。
[146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62页。
[1466]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31页。
[146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1987年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92年1期,第114页。
[146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秋安阳梅园庄南地殷墓的发掘》,载《考古》1991年2期,第138页。
[146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03页。
[147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4—1988年安阳大司空村北地殷代墓葬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94年4期,第492页。
[1471]郭妍利:《夏商时期的作战方式蠡测》,载《人文杂志》2008年4期,第154页。
[1472][汉]刘向:《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80、1114页。
[1473]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考释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第470页。
[1474]齐冲天:《声韵语源字典》,重庆出版社,1997年,第167页。
[1475]直到19世纪,意大利人仍在使用弩发射弹丸,可见用弩发射弹丸具有很好的射击效果([英]爱德华·B.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1页)。
[1476]林慧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27页。
[1477][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5—96页。
[1478]胡厚宣编集:《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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