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可以说,从战争到沟通神祇最后到献祭,殷人都始终贯彻了对“三”、“五”神圣象征与范式的遵从这一精神。也就是说,这种范式具有自然性质的规定,是所有连接“世俗”与“神圣”之间所有维度都必须遵守的范畴与形式,从最世俗的行为到连接诸神的占卜,再到举行献祭,直到最后诸神所象征的规定与最高模式,都是按照这样的组合与数字化的象征一层层排列下来,在结构上是同质的。在此意义上,构成献祭这一神圣活动组成部分的战争行为,同样也必须组合在这一个象征所构成的层级链条之中。正如葛兆光所说:“每一种文化的根基,都是一种关于世界的概念,它是这种文化所特有的,每一种文化都有一种基本的象征,它提供出对于世界的理解,这种文化的一切表现形式都由这种象征所决定。”殷人的世界观显然就具有这样一种象征性的根基,这根基也正是宇宙模型所代表的最高范式。正因为如此,殷人独特的文化现象也表现为“这种文化的一切表现形式都由这种象征所决定”。
结合上文中讨论的“五”这一神圣象征,可以进行这样一个总结:殷人的宇宙是一个十字形,又称亚字形,分为南、西、北、东和中央的商王国,中央的商王国被视为宇宙的中心,这里也被理解为世界之山和宇宙之树“建木”的所在。从平面上讲,宇宙分为五块,而从垂直上讲,宇宙分为三层,即上界、人间和地下世界。“五”和“三”作为神圣范式,是诸神与人间共同遵守分享的象征。以商王室为核心的人间国家需要通过战争和献祭来维系宇宙的秩序与运转,因此祭祀的神器——包括青铜爵、鼎与乐器、贝玉也多分享了诸神模式的象征,在祭祀中也很好地体现了“三”、“五”组合的规则,而战争的军队组织也必须遵守这一基本原则。这一点正是伊利亚德所说的,通过对神圣的范式性不断再现,世界因之而被神圣化,人们的宗教行为帮助维持了这个世界的神圣性。商代武装组织的编制方式背后,实际上蕴含着一整套“神圣与世俗”的分类与象征观念。
四、按照神圣范式原则组织的军队
通过对卜辞记载的研究,可以确信的是,商代军队组织的建立方式严格遵守神圣观念中的范式原则,以“三”和“五”这两个宗教含义的象征为基本单位,组织武装力量。这样,武装者的编制也就同样分享了整个世界象征中的基本原则。
宾组、历组卜辞中,商王组建了“三师”这样的军事力量:
中师(《合集》5807)
右师(《合集》1253、5805)
右从我,中从舆,左从曾(《合集》5506、5512)
王作三师右、中、左(《合集》33006)
侑三师右(祐)(《合集》33006)
从卜辞材料可知,商代的“师”作为一种军事组织,共有三个,分为“右师”、“中师”、“左师”,或又有“右戍”、“中戍”、“左戍”之雉众(《屯南》2320),也是以“三”为军事编制。类似的王作右、中、左三师记载,也见于村中村南历组卜辞中。杨升南认为商代的“师”由一万名战士组成。但从目前考古材料来看,这似乎还不能成为定论。因为在卜辞中,殷人的武装力量是按照氏族组织编制的,卜辞称“三族”或“五族”,不是按照“万人”为单位进行建制。另外,如果涉及人数,卜辞中基本都是按照“三千”与“五千”为单位进行集合。有时左、中、右三个战斗单位的基本人数是一百人,如:
左右中人三百(《合集》5825)
多人三百(《合集》5826)
所以陈梦家就认为:“殷人师旅似以百人为一小队,三百人为一大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以“三”为范式的“师”是否以万人为单位,似还不能确定,但神圣范式“三”作为编制的基本规范则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分层宇宙象征“三”的神圣范式,甚至在汉代的知识与观念构建中也还具有重要的意义。除了三足鼎被视为“三公”的象征之外,《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在这一象征中,神器“鼎”对应的“三”正是分层宇宙的上界、人间与地下世界三层。《白虎通·三军》则直接叙述了军队编制背后的宇宙象征含义:“三军者何?法天地人也。”在这里,军队“三”的划分知识依据便是作为上界、人间、地下世界这三层宇宙的神圣象征结构。这些例子说明,祭祀的神器、武装者编制等政治象征在汉代仍然延续着某种古老的渊源,这种观念传统就来自遥远的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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