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分为三层并分别以三足乌与三足龟对应一系列象征的神圣“三”之宇宙结构,完全符合远古宇宙观中分为上、中、下三层的世界模型常常由生活在空、陆、水三种环境不同的动物形象来象征这一结论。这种分为三层的神圣宇宙结构,长期存在于商代之后的思想观念中,并以天空与水下的动物对应上界与地下世界。例如,在汉代马王堆墓葬出土的T形帛画中,就表现了天空中的太阳金乌、中层的墓主及其侍从,而地下世界则对应着水中的大鱼。而在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出土的帛画中,也描绘着上界的太阳金乌、中层的世俗人间与地下的二龙相背。由此可见,作为宇宙分层神圣范式的“三”与相关象征系统在早期中国思想史中,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化心理结构沉淀。
三、献祭、战争的神圣范式:“三”、“五”
通过上面的考察可以发现,“三”作为殷人宇宙观中一种神圣范式的数字化观念,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宇宙分为三层,其次,上层的诸神象征是“三足”,而下界的神灵象征也是“三足”。既然宇宙中上下界的神灵在象征上都采用这一范式,那么人间与众神发生关系的战争——献祭行为,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在观念与象征上分享这同一套结构与范畴。
不仅是战争,甚至在沟通王室与诸神之间的基本渠道——甲骨占卜这一点上,殷人也奉行着“三”这一神圣范式的基本原则,即占卜分为三个程序,由商王与左卜、右卜三人分别主持每一卜的某个占卜环节,这种沟通诸神的方式被学者称为“三卜制”。除了沟通诸神,商王室用于祭祀的青铜礼器也是按照“三”进行组合的,殷墟出土的方盉仅有三件,均是出自西北岗的一座王陵,三件神器分别铸铭“左”、“中”、“右”,很多祭器的器盖上也都有“右”、“中”、“左”的编号结构,遵循着“三”的神圣秩序。而这种编排方式在殷人军队的编制中相当常见。
除了沟通神灵的“三卜制”和祭祀诸神的祭器,商王墓中用于祭祀、娱神的乐器也是按照“三”或“五”这样的奇数组合为定制的。而在日食危机的祭典中,也使用“五”和“三”为单位的鼓乐来平息神灵的愤怒,保持宇宙周期的继续运转。卜辞记载,日食发生时有“惟五鼓……上帝若王……有佑”(《合集》30388)及“置朿于兹,三鼓”(《屯南》2576)的祭典。说明祭典的鼓乐对应了神圣范式“五”和“三”。《穀梁传·庄公二十五年》记载,日食的祭典中,天子需要“五麾”、“五兵”、“五鼓”,而诸侯则对应“三麾”、“三兵”、“三鼓”。结构上仍然保持着殷商时代“救日”的“三”、“五”结构,正是商代精神观念在后世的传承。这种神圣范式的观念结构作为一种精神图式,一直在后世的宗教与政治思想中得到延续。正如《史记·天官书》中记载“为天数者,必通三五”,很好地说明了“三五”作为一种代表了宇宙论的神圣知识,一直到汉代仍然具有非常核心的范式与象征意义。汉代政治思想中按照远古“三五”之天道的神圣法则作为社会组织的方式与施政原则,也见于银雀山出土的竹简内容中。
除了具有宇宙论背景的祭祀音乐之外,上文所述“三足乌”祭器的象征青铜爵表现为三足,而一些青铜爵上就标识着“五”的符号,如此将“三”与“五”组合在了一起。至于珍贵的贝,则总是按照“五”的倍数被串在一起,商王帝辛在战败自焚之时,则穿着五件珍贵的玉器。《尚书·盘庚中》记载,商王说“具乃贝玉”,是将贝和玉一起统称,说明二者都是殷商神权观念中的宝物。而作为殷人宗教活动中具有崇高象征意味的宝物“贝玉”在表征神圣的组合中都是按照“五”这样的范式被排列的。
在具体的祭祀中,“三”和“五”的组合是最典型和标准的对“神圣”之再现与模仿。例如,商代中晚期逐渐形成对祖先神的“周祭制度”就呈现为“三个祀组”和“五种祀典”(肜、翌、祭、祼、劦)的结合,对历代祖神进行轮番循环的祭祀。此外,殷人对诸神祭祀使用的祭坛形制则是五个祭坛为一组,一共则有三组,即“三”组“五”个,反映了殷人“三、五相配合的观念”。而在使用人牲献祭方面,被砍头的人牲献祭坑也是排列为“三”个“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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