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种现代的政治思维来解释商代战争的基本观念,是笔者所不敢认同的。例如,美国学者何驽(Gary W. Pahl)将商代宗教与献祭的活动理解为一种带有政治目的的“恐怖主义”国策,目的是给敌对者造成心理恐慌。他最后指出:“从本质上讲,与其说是恐吓对手以达政治目的,还不如说不过是一剂为恐怖主义者自己虚弱内心壮胆的心理强心剂。如果企图用恐怖主义手段来吓倒对手以谋取政治胜利,那么古往今来的恐怖主义的实质便注定了这个目的永远也不能达到!”
殷人的战争手段与宗教祭祀对于敌对者来说的确可以形成一种压力与威慑,甚至可以造成一种恐怖的社会心理。但需要指出的是,交织着宗教祭祀的殷人战争活动本身并不是为了制造恐怖政治,殷人政治集团也不是现代恐怖分子,商代的战争活动总是紧密围绕着神权政治及其相关宇宙论背景下的献祭信仰而展开的,其终极目的是维系现有世界的秩序。这种精神与文化的背景与现代性政治实践之间是否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类比,还是一项尚需商榷的问题。美国学者何驽对商王朝战争观念的理解似乎太过于“后现代”,将之与现代性的“恐怖主义”政治现象进行比附,并最后得出恐怖主义者最终不会阴谋得逞的结论。用过于贴近现代政治或经济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上古观念,显然是不太适合的。
[1] 杨树达认为,此即“它”字,“上古相问以无它……殆相沿以为无事故之通称矣”。按照此说,则“它”字的意思是“制造事故”(杨树达:《卜辞求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9页)。裘锡圭将此字释为“ ”,读为“害”(裘锡圭:《释“ ”》,《裘锡圭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1页)。无论哪种解释,这个字意味着祖神给人间制造灾害和事故的含义是毋庸置疑的。
[457]《左传·成公十三年》,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55页。
[458][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1页。
[459]于省吾:《释战后狩猎》,《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2009年,第298—299页。
[460]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33—434页。
[461]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00页。
[462]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01页。
[463]“夏,晋侯伐郑,为邲故也。告于诸侯,蒐焉而还”,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60页。
[464][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36页。
[465][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04页。
[466]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87页。
[467]许进雄:《修定武乙征召方日程》,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古文字研究》第二十辑,中华书局,2000年,第33页。
[468][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79页。
[469]张玉春:《竹书纪年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470][清]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497页。
[471]刘文鹏:《埃及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7页。
[472][日]白川静:《中国古代文化》,加地伸行、范月娇译,台北文津出版社,1983年,第231页。
[473]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3—184页。
[474]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穀梁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4—285页。
[475]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68—782页。
[476]钟柏生:《卜辞中所见殷代的军礼之二——殷代的大蒐礼》,《甲骨文献集成》第二十七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2页。
[477]寒峰:《甲骨文所见的商代军制数则》,《甲骨文献集成》第二十七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0—51页。
[478]高智群:《献俘礼研究(上)》,中华书局编辑部:《文史》第三十五辑,中华书局,1992年,第3页。
[479]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36—438页。
[480]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3页。
[481]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39页。
[482]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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