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了商代战争与祭祀之间的复杂联系,就有必要梳理商代人观念中通过战争捕获祭品的性质以及他们是如何捕获“祭品”的。首先,要说明狩猎与战争都是为了获取祭品,而战争与狩猎被视为同一种性质的活动。其次,讨论战争行为中将要获取的资源,其中对人牲的猎取则是观念中的核心部分。只有通过源源不断地向诸神提供肉食与饮料才会保证获得更多的军事胜利,而军事胜利则会给祭祀带来更多的祭品,这两者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在春秋时代仍存留着这样的观念:“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著名的话语背后,显示战争与祭祀是一个系统内部同体的两面。
当然,这并不是说猎取“祭品”是商代进行战争的唯一目的,因为战争必然伴随着对各种具体土地、物资、资源、奢侈品的掠夺。但具体到观念层面,则需要回归到商代人自身的世界观与宇宙观中去理解他们的活动。
一、战争与狩猎被视为同一性质的活动
福山(Francis Fukuyama)说狩猎与战争有共同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甚为久远的史前:“就黑猩猩和人类而言,狩猎似乎是战争的源泉。黑猩猩组织起来,成群结队地追捕猴子,再以同样技术追捕其他黑猩猩。人类也是如此,只不过人类的猎物更大、更危险,所以要求更高度的社会合作和更精良的武器。将狩猎技术用于杀人是司空见惯的,我们有历史记录。例如,蒙古人的骑术和马背上打猎,正好用来对付敌人。”
在商周时期,战争活动总是伴随着狩猎同时进行。有时是先战争再举行狩猎,有时则是通过狩猎来进行战争,或者通过狩猎来对战争进行军事训练。狩猎在观念上被理解为战争,此外就是军事行动被称为狩猎。越是趋近于古老的材料,就越是很难将战争与狩猎清晰区分开来。这种迹象显示,在商代的观念中,根本没有后世意义上的“战争”概念。
在甲骨卜辞中有一条记载了商王和妇好讨伐敌方,在取得胜利之后,商王又亲临妇好所在之地和她一起举行陷鹿的狩猎活动。于省吾进而得出结论,即商周时期的统治者在战争之后往往还举行“大蒐”的狩猎活动。此外,周武王在与殷商的大战中获胜之后,也举行了大规模的田猎,猎获了22只虎、2只野猫、5235只麋鹿、12只犀牛、721只牦、151只熊、118只罴、352只野猪、18只貉、16只驼鹿、50只麝、30只獐,另外还有3508只鹿。《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成有岐阳之蒐”,杜预注:“成王归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阳。”可见成王东征也曾举行狩猎。此外,《左传·昭公四年》还记载“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说明商王对东夷的征伐也伴随着“蒐”这样的田猎活动。《左传·宣公十三年》记载晋国讨伐郑国之后也举行了大规模狩猎活动才撤回。
非王卜辞还记载:
辛酉卜:丁先狩迺又伐。
辛酉卜:丁其先又伐迺出狩(《花东》154)
从这条卜辞中可以看出商代战争与狩猎之间的紧密关系。实际上,商王室并不仅仅是在战后举行狩猎,卜辞证明王室有先狩猎再出战或是先出战再狩猎两种选择。
除了战争要伴随狩猎之外,战争也被视为狩猎。《史记·周本纪》记载周穆王对犬戎部落发动战争,得到了4只白狼和4只白鹿。这说明周穆王在进行战争的同时也举行狩猎,而战争的成果被描述为狩猎的成果。《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王武乙在河渭之间举行狩猎,却被一阵“暴雷”击打而死。正如学者分析,武乙是看到了周民族逐渐强大,便发动了对周国的征伐。“武乙不是死于雷震,而实是死于与周之战争。”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武乙不是死于与周人的战争,而是死于征伐召方。但不管武乙之死符合哪一种说法,他发动的战争被描述和理解为狩猎行为是没有问题的。《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文公三年,秦文公用七百名士兵向东狩猎,这也是战争活动被描述为狩猎的例子。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王柏杼东征,获得了一只九尾的狐狸。这也显示了战争与狩猎的一体,战争成果即狩猎成果。《白虎通·绋冕》中也是“战伐田猎”并举,说明这两种活动被视为具有同一性质。这种将战争视为狩猎的现象并不是早期中国特有的,例如在古埃及早期,上埃及对下埃及的战争也是表现为猎人对动物的攻击。在人类早期观念中,“战争与狩猎之间丝毫无根本上的差异”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
除了战争被理解为狩猎,狩猎也被理解为战争。《尔雅·释天》“春猎为蒐,夏猎为苗,秋猎为狝,冬猎为狩”,邢疏:“此说田猎习武之事。”可见古人通过田猎来进行习武和军事演习。《穀梁传·昭公八年》“秋蒐于红”,传云:“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周礼·夏官·大司马》则详细地记载了蒐猎的纪律、布兵、战车与步兵的配合等内容,使用了与战争活动完全一致的程序、命令、赏罚与术语,可见围猎在观念上确实被视为与战争具有同一性质的活动。
有学者认为,甲骨文中的“大田”就是“大蒐”的意思,但甲骨文中确实还没有发现准确的“蒐“字。尽管还没有发现军事演习性质活动的“蒐”字,但商代存在“蒐”这样的军事性活动是毋庸置疑的。商代的田猎可以说就是征战,而征战可以说就是田猎。在田猎中“获羌”、“获印”等亦为常见。因此,商代的大蒐田猎献禽与战争献俘都分享了同一套仪式程序。
甲骨文中有一个字,詹鄞鑫释读为“获”,读为后世军事祭祀的“禡”字。表示用狩猎或战争中擒获的野兽或俘虏祭祀祖神,献祭俘获的动物与献祭俘虏在本质上没有两样。关于詹先生对这个甲骨文的释读,“获”上古音在匣母铎部,“禡”在明母鱼部。鱼、铎之间虽然能够韵转,但声纽相差太远,是否能够读为“禡”,尚可存疑。但是,这个字的意思表示用动物、人牲献祭是没有问题的。狩猎是为了献祭,战争同样也是献祭的延伸。
狩猎行为往往是为了满足祭祀的需求,猎获各种动物作为献祭神灵的用品。《礼记·王制》明确记载,天子和诸侯无事就需要每年举行三次狩猎,第一就是为了“乾豆”,郑注:“乾豆,腊之以为祭祀豆实也。”《礼记·月令》则记载“天子乃教于田猎……命主祠祭禽于四方”,郑玄注:“以所获禽祀四方之神。”《周礼·夏官司马·大司马》记载,通过“蒐田”,可以“献禽以祭社”。由这些记载可知,田猎是为祭祀神灵获得各种祭品。《穆天子传》卷一记载“天子猎于渗泽,于是得白狐玄狢焉,以祭于河宗”,卷五则记载“天子射兽……得二虎九狼,乃祭于先王,命庖人熟之”,说明猎获的动物既被献祭给自然神,也被献祭给祖先神。《合集》27339也记载,殷人用捕获的虎祭祀祖甲、父甲两位祖神。《白虎通·田猎》则有明确的记载,狩猎的重要意义在于“上以共宗庙”。中山国青铜器上也记载了用田猎捕获来祭祀先王的活动。这些材料都说明,古代田猎与献祭各种神灵之间具有密切关系。
另外,宾组、黄组等卜辞也反映了殷人广泛通过狩猎获取祭品:
王贞往狩,禘(《合集》10939)
兹御获鹿六狐十(《合集》37410)
兹御获狐八十又六(《合集》37471)
兹御获狐一(《合集》37497)
其田往来亡灾,兹用(《合集》24502)
豕禽(擒),于祖辛
此外,济南大辛庄殷邑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也记载了使用猎获的野猪对“母”进行祭祀。卜辞材料显示了狩猎获取动物与祭祀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田猎所获取的猎物被用于各种献祭。因此,正如学者所言:“自古殷王之田猎,实与祭祀有密切关系,以祭祀为‘国之大事’,亦断可知矣。”而奉献给诸神的祭品除了狩猎捕获的动物,还包括战争中捕获的人牲。战争同样也紧密围绕着祭祀的主题展开,甚至反映在战争使用的武器上,也表现出这样的观念。青铜钺的纹饰大多都是大张的兽口和刀刃,祭祀中饮食与杀戮献祭的主题就这样被联系起来。“这种纹饰只是暗示出祭祀的主题,而并非在为故事做插图。”
正因如此,所以在甲骨卜辞中,征伐异族的战争经常使用狩猎的用语“田”,而狩猎动物则有时也会使用战争术语“正(征)”,例如:
王狩□,禽(擒)伐夷?不禽……(《合集》33384)
王其田羌,亡灾?禽(擒)鹿十又五(《合集》41351)
多臣乎田羌(《合集》21532)
狩正(征),禽(擒)获鹿百六十二,百十四豕(《合集》10307)
我弗其正(征)麋?(《东京》99a)
第一条材料中,讨伐敌方的战争被称为“狩”,第二、三条中不但征伐羌部落的战争被称为“田”,而且战果中除了人牲还要统计捕获的动物。这种将征伐羌部落的行动称为“田”的捕猎用语之例还见于《合集》37400、37408、37409、37416、37421等黄组卜辞材料。第四、五条卜辞则反映了捕获麋、鹿与野猪也会使用战争用语。还有的卜辞中,战争词 与捕猎词“狩”并举(《屯南》3920)。
闻一多早已指出:“古者田猎军战本为一事……田物谓之丑,敌众亦谓之丑,即获之后,田物谓之禽,敌众亦谓之禽。是古人视田时所逐之兽,与战时所攻之敌无异,禽与敌等视,则田而获禽,犹之战而执讯矣。”明确了商代观念中战争与狩猎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合集》10198显示,在一次狩猎中商王便捕获了一只虎、40只鹿、164只野狗、159只麋,规模之大,与战争不相上下。
既然战争与狩猎在商代人的世界观念中属于同一性质的活动,则可以推知商代人同样视敌方与动物为同一性质的存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
二、敌方不被视为人类
现代知识和术语意义上的“人类”这一概念是很晚出现的。在此之前,作为“他者”的异族,是很难被理解为人类的。不但作为他者的异族不被视为完全意义上的人类,甚至在一些民族,在履行某些仪式或规定之前小孩也不被视为真正的人类。除了这个布须曼人的例子之外,在中古时代的欧洲,七岁之前的儿童则差不多被视为动物。将异族的他者视为非人类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16世纪的欧洲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去研究海地与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的原住民到底是人还是“一些古怪可怕的生物或野兽”。同样,印第安人也在研究白人,不同的是,白人认为印第安人是野兽,印第安人则怀疑欧洲白人可能是神。
安达曼岛人用Lau(精灵)一词称呼白种人与亚洲人,认为这些“他者”来自另一个精灵的世界。而在一份早期的葡萄牙人手抄本中提到了有一种“印第安人”,浑身长满毛发,以牙齿作为武器,以野果和植物根茎为食物。可实际上,作者所说的“印第安人”是一种大黑猿。在《罗摩衍那》史诗时代古印度雅利安征服者的观念中,印度原住的黑色人与猿猴没有什么区别。此外,缅甸人把未开化的克伦人(Karens)称为“狗人”;马可·波罗则把安达曼群盗的原住民描述为残暴、蒙昧的食人者,长着狗头。“艾利安说,印度的狗头人,其表部就说明了他们是蒙昧民族。”这是将非我族类的他者理解为半人半兽的例子。甚至在18世纪的欧洲学者看来,不同文化的人群乃属于不同的物种,美洲的原住民是比欧洲人低劣的物种。非洲的黑人,也被近代西欧殖民者视为一种半人半兽的特殊物种。
除了将异族、他者视为动物或半兽人,还常常把异族视为一种亚人类,即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群体。例如,在亚马孙盆地的亚诺阿玛人(Yanoa-ma)便自称只有自己的族人才是“人”,而其他所有的人都是“低级的亚人”(naba),他们强调方言中的区别,以便与其他村庄的亚诺阿玛人相区别,这样就可以嘲笑他们不是正宗的人类,而是某种低贱的亚人类了。甚至早期人类学家仍然将“低级阶段的人或蒙昧人”与动物做比较,认为“低级阶段”人的大脑“还没有使他达到文明地步”。在早期人类学家看来,原住民的大脑与智力还介乎欧洲人与猿类之间。这说明了人类对“他者”作为低级种类的想象具有怎样根深蒂固的传统。
这些例子都说明在前现代社会的世界各地,动物、非人与异族“他者”之间的边界十分模糊,这是一种在人类历史文化中相当常见的现象。正如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所说:“我们所称的大部分原始部落,为自己起的名字都有‘真正’、‘好’、‘杰出’或至少是‘人’的含义,不承认别人有人的地位,叫他们‘土狼’或者‘虱子蛋’。”蒙默也提到:“笔者在研究西南古族时,发现笮人之‘笮’其读音与笮人后裔彝族、纳西族的‘人’字读音相同,因而提出原始民族可能有用‘人’字音读为族称的习俗。后读国外民族学资料,得知爱斯基摩人自称‘依纽特’(Inuit),英属哥伦比亚的‘海达’(Haidds)人,哥伦毕业的‘穆伊斯卡’人,其意都是‘人’。”类似的,中国古代苗瑶族群的自称,也都是“人”,而古代汉字中人方、夷方之相似,也是因为他们都以“人”自称。
在此意义上,可以考察一下甲骨文中殷商人自称的“商”字含义。根据张光直的分析,这个字的上半部代表着戴礼官的祖先神,中间则是一个祭坛,底部的符号是一个口在念诵咒文,可以引申为祭祀中心及其城镇,最后成为祭祀中心权力群的象征。张光直的观点是将商代统治者的自我确认放置到宗教观念的系统中进行理解,可备一说。但无论如何,商王室自信有力量支配“世界”的神圣体系这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商王室不但自信是真正的人类,而且是神圣的太阳神子孙。除了王室统治者之外,商朝贵族及其各族的普通氏族成员都被称为“众”和“人”,这两个甲骨文的构造可以显示他们自信是真正的人类。至于商人之外的那些异族,则不在“人类”范畴之内。傅斯年说:“古者本无‘人’之一个普遍概念,可以两事征之。第一,征之于名号。‘人’、‘黎’、‘民’在初皆为部落之类名,非人类之达名也……古者并无人之普遍概念,除征之于名号外,更可据典籍所载古昔论人诸说征之。盖古者以为圆颅方趾之辈,非同类同心者,乃异类异心者。”
《尔雅·释地》描述了中土之外的怪诞世界,东方有比目鱼,南方有比翼鸟,西方有比肩兽,最后提到“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郭注:“此即半体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孔、一臂、一脚,亦犹鱼鸟之相合,更望备惊急。”这代表了某种先秦古人对异域、异族的他者想象。到了东周时代,异族也不被视为真正的人类,《公羊传·僖公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卫”,何休注:“狄称人者,善能救齐,虽拒义兵,犹有忧中国之心。”这就是说,蛮族的“夷狄”不是真正的人类,但如果他们能够帮助华夏,那么他们可以在某种语境中被上升为“人”。《周礼·秋官司寇·夷隶》中则记载夷隶负责饲养动物和记录“鸟言”,理由如郑玄注:“夷狄之人或晓鸟兽之言。”此外,还有一种貉隶,掌管饲养动物和记录“兽言”,贾公彦疏认为“夷貉相近,是以亦解兽言”。这些异族显然被理解为介于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某种过渡物种,因此既能使用人类的语言也能使用动物的语言。宋代的朱子也明确认为:“到得夷狄,便在人与禽兽之间。”
内容古老的《山海经》中,中土周边世界也大多为半人半兽甚至是精灵鬼魅的群体。“一直到元代周致中的《异域志》、明代的《三才图会》,都曾经或写或画了很多这样的怪物,像‘狗国’、‘女人国’、‘无腹国’、‘奇肱国’、‘后眼国’、‘穿胸国’、‘羽民国’,这些形象被当做异域人的形象看待。我们说,这体现了古代中国一种相当傲慢的、把外夷视为‘非人’的观念。”这就意味着,古中国曾长期将异域、他者想象为非人和半人半兽,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明代以后。
图2-2 《山海经》中被想象为半人半兽的“他者”
以元代周致中的《异域志》为例,与《山海经》中大量半人半兽的域外异族记载一样,这本书中也有大量对外族的想象。如“大闍婆国”有的人的头能够离开身体飞行;“苏都识匿国”则“其人皆如夜叉”;“近佛国”则是“其国人性与禽兽同……非人类比也”;“大食国”则是在树枝上长着人头,但不会说话;“奇肱国”的居民则只有一只手臂;“后眼国”的居民只有一只眼睛;“狗国”中的男子全部是狗,不会使用语言;“羽民国”的居民长着鸟喙,身体上长着羽毛,还能够飞行与卵生。此外,还有的国家的异族长着三个头,或是三个身体,还有的是长臂或长脚,或者身体长满毛。显然,这些作为他者的众多异族很难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他们或者是兽,或者是半人半兽,或者最多只能算一种亚人类。根据柯文(Paul A. Cohen)的研究,直到近代的义和团运动时期,由华北农民组成的义和团仍将西方人视为半人半兽的动物或是羊。既然中国近代时期民间社会的世界观尚且如此,远古殷商时代对周边他者的想象就可想而知了。
在远古时期中原地区以真正人类身份自诩的世界观中,“异种殊族,为之特立异名……被以犬及虫豸之形,谓其出于兽类”。“羌为羊种,闽蛮为虫种,貉为豸种,猃狁、獯 、狄为犬种,皆不得俦于人”。这样的远古世界图景很能说明商代观念中对“他者”的理解:西部居住着半羊半人的怪物,东南居住着蛇虫异类,而北部的群体则是半人半犬的种类。这种异类,都不是属于中土“商”的人类。
通过对殷墟祭祀坑中人牲的头骨进行分析表明,这里存在着与蒙古人种不同的亚人种类型,“它暗示这些头骨中的大部分可能就属于来自不同方国的异族战俘”。除了蒙古人种的不同亚类型,这里甚至还发现了因纽特人种和高加索人种、大洋洲棕色人种的头骨,显示了殷商周边族群人种构成的复杂程度。这些体质形态明确区别于殷商族属的人群分布于商王国的四周各地。在殷商人的观念中,这些体质的差异明显也是种类的差异,这些异类的性质与狩猎中捕获的动物接近,而绝非人类。
从殷人如何对待这些异域的他者也可以看出,在殷人观念中这些异类意味着什么。早在商代二里冈时期的骨料作坊中,就有一半以上的骨料是人骨,这些人骨与猪、牛、羊、鹿的骨头混杂在一起,被作为生产各种工具的原料。这说明在殷人的观念中,这些异族的敌人与猪、牛、羊、鹿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他们的骨料就是简单的动物骨骼,他们的肢骨被用于生产骨笄、骨镞、骨针等。除此之外,殷人也将敌方的骨头进行钻灼之后用于占卜,与牛的肩胛骨混用,这也能说明他们将周边异类族群理解为与动物没有区别的存在。
这些被捕获的“半兽人”还经常与动物一起被杀死和掩埋。在安阳刘家庄祭祀坑H524中,第一层埋着3个人、2匹马,第二层埋着3个人、14匹马、9头牛、5头猪,多是被肢解的;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H3灰坑中人骨与马、猪的骨骼混杂在一起;在郑州小双桥遗址有将婴儿与羊头埋在一坑之内的现象;在郑州商城灰坑C5.1H171、C9.1H111和C9.1H110中均有混在一起的人、兽骨架,“有的坑内掷埋的人、兽骨架还相当多”;小屯南地祭祀坑H33中5个人与马埋在一坑之中;二里冈遗址也存在人、猪骨架叠埋一坑之中的现象。这些现象与龙山和二里头时期大量出现的人牲骨架与动物同埋的现象完全一致,充分显示了从龙山时期到殷商的战争观念中,征伐的异族被理解为动物或类似于动物的非人。
甲骨历组等卜辞也显示,商代的祖神献祭活动中,这些牺牲与各种动物经常被一同作为祭品:
四羊、五豕、五羌(《合集》30448)
伐三十羌,卯三十豕(《合集》32048)
羌三十、十牢(《合集》32051)
伐三十羌,三牢(《合集》32054)
羌三十、牛十(《合集》32058)
一牛,羌其三(《合集》32085)
其三羌三牛(《合集》32107)
于唐(汤)三十羌,卯三十牛(《合集》22546)
三羌又九犬(《屯南》1059)
太牢、三羌(《屯南》2310)
其五牢、羌十人(《屯南》2343)
“羌”是殷商时期用于献祭杀死最多的牺牲之一,这个字的甲骨文是一个头戴着羊角的人形。“羌”并不是一个具体族群或政治实体,而是殷人用作西部方向非我族类的通称,是殷人对他者的想象与建构。在殷人的世界观中,这些“羌”即是殷商西面以游牧为生的半兽人,这种半兽人似乎介于人类与羊之间,所以殷人在造字时给这些异类的头部安上羊角。因此,这些西面的“羌”如同牛羊一般被宰杀,显示了殷人对这些“非人”的态度。殷人的敌对群体为“鬼方”,这一名称即意味着该群体被视为非人的“恶灵”一类。而“ ”字则是指在战争或田猎中被擒获的俘虏,形状是被对手制伏的半兽人。这些被制伏、猎获的对象,也如同半兽人羌俘一样与动物一起被宰杀,献祭给诸神。
可以肯定,商代人对于“敌人”的价值观念,与禽兽牲畜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敌方不是动物,也至少是半兽人或亚人类。甚至在某些时候,这些“他者”的身份可能接近充满敌意的鬼怪或精灵。
三、猎获“半兽人”的战争
殷人的活动一般集中在点状的宗教政治中心内,而这些据点大量散乱呈蜂巢状地与异族或敌对者胶混在相近的空间中。在商代人看来,商王国的周边除了服从商王室的属邦据点和诸族的军事城堡之外,便是游离着精灵、鬼魅、动物与半兽人的域外世界。他们在这些区域的所有活动都伴随着武装行动一起展开,其中就包括了武装开荒农田与武装放牧,在开荒与放牧时也不时地捕获到一些类似于“羌”这样的半兽人,作为额外收获并带回神庙用于献祭。
除了通过武装的生产活动零星地猎捕半兽人作为祭品之外,王室与诸族首领显然也经常有意地发动战争——狩猎活动,主动袭击域外的野生世界,捕获猎物与半兽人。甲骨中多问获羌,见于宾组类等卜辞:
获羌十(《合集》163)
其获羌?(《合集》164)
不其获羌?(《合集》176)
师不其获羌?(《合集》181)
贞:光获羌?(《合集》182)
师获羌?(《合集》39489)
我获羌?(《合集》39491反)
“师”指商王国的军队,“光”则是一位氏族首领,“我”则是商王的自称。看来,商王国的国王、军队与氏族首领都从事捕获这些半兽人的武装行动。
除了猎获,宾组卜辞中也多称“执”,例如:
呼执?(《合集》176)
贞:呼妇好执(《合集》176)
卅马其执羌?
卅马弗其执羌?(《合集》500正)
乎逆执?(《合集》185)
执羌……获二十又五而二(《合集》499)
甲骨文中“执”字作“ ”,是用一种木制械器将俘虏双手械系起来。上面的卜辞中,有商王夫人捕获人牲的记载,也有骑马武装群对人牲捕获的记录。这些人牲被捕后,其中一些会被木制械器缚住双手。这种桎梏器械的形象可见于小屯358号深窖中出土的商代陶俑,这些被桎梏束缚着双手的男女形象正是被俘获者的描绘。这种桎梏用具即是甲骨文中的“幸”字,作“ ”,可以看出那些被“执”的人牲正是戴着这种木枷,如《屯南》2148记载以“ ”祭祀雍己,祭品正是戴木枷的形象。卜辞显示:
正(征)幸羌(《合集》39495反)
我幸 (《合集》6910)
卜辞中的“幸”是名词作为动词使用,指通过战争捕获这些半兽野蛮人。非王卜辞中还有“多臣乎田羌”的记载(《合集》21532),是殷人贵族家族武力以田猎方式捕获羌。这种工具将他们束缚住。
前面已经论述,商代观念中的狩猎与战争边界十分模糊,在异族生活的鬼魅世界中,捕获动物与半兽人被视为同一种活动。因此,卜辞中对异族战争行为的描写很难与捕猎行动区分开来:
征获羌(《合集》191)
登获羌(《合集》205)
“征获羌”指通过征伐行动获得“羌”,而“登”的古音与“徵”通,读为“徵集”的“徵”。“徵获羌”的意思是将战争中捕获的羌集中到一起。除了获羌,各类宾、师宾间类等卜辞中,还有大量征伐与擒获人牲的材料:
贞:弗其禽(擒)土方?(《合集》6450)
贞:获征土?
贞:弗其获征土方?(《合集》6451正)
今出,羌有获征?(《合集》6605)
其获征羌(《合集》6608)
获征方(《合集》6750、6751)
我获 (《合集》6909)
贞:雀弗其获征微?(《合集》6986)
雀弗[其]获缶?(《合集》6834正)
□弗执缶(《合集》20528、20529)
征获……百四十……(《合集》7643)
征获不其百?(《合集》7636)
今出,羌有获征(《合集》39901)
弗其获征方
这些材料显示,通过战争活动捕获人牲是王室与诸族对外进行征伐行动的核心目的,战争——狩猎的目标即是为诸神的祭祀提供大量血食与肉食以达到取悦神灵的效果。甲骨文中有“系”字,这个字的构造字形是用绳索绑在俘虏的颈上,牵之而行,此外,商代人牲最主要的群体—“羌”在甲骨文中也被描述为颈系绳索的形象。由此可知,战争结束之后那些被捕获的异族战俘或是双手戴上木枷,或是在颈上用绳索串联,由殷商王国的武装者带回“大邑商”的神庙与祭祀区进行献祭:
来羌用于……(《合集》240)
贞:用来羌(《合集》244)
惟鬼 (《合集》1114正)
今日用方(《合集》8699)
除了捕获王畿以西地区大量的游牧人群“羌”,商王国也捕获北部的土方和鬼方的部落人员。此外,“印”也是商王室经常捕获的对象,这个字的构造意为被一只手揪住头部而跪在地上的俘虏,所属位置也接近“羌”所代表的西部游牧者的活动范围。
在甲骨卜辞中描述这种群体的成员被以网捕“ ”的方式俘获(《合集》21768),这个字的意思是:“卜辞占卜主体之贵族令其下属像猎兽类一样去捕捉印,印即印方之人。”可以推知,这个群体也同样被视为动物一样的存在而遭受战争猎取。
弗克以印?其克以执(《合集》19779)
执不印?九月(《合集》19785)
其以执印?(《合集》19789)
执弗其羌、印?(《合集》20449)
羊、印不执?(《合集》20468)
在义田,来执羌(《屯南》2179)
从上述卜辞材料中可知,这个群体也遭到了殷人的武装捕获(田)。这个群体不仅与西羌一样被抓获,还与动物(羊)一起被抓获。除了羌、土、印、缶经常通过战争活动被捕获,还有一些被视为半兽人或亚人类的他者遭到过殷商的征伐。如有被称为“大”的群体,卜辞中有“册大”、“取大”、“以大”的记载。这些作为他者的社会群体都曾遭受殷商的征伐,并有一些成员被捕获成为人牲。
这些殷商征伐的对象中,“夷方”的“夷”写作“ ”,叶玉森、陈梦家等学者释读为“人方”,郭沫若、董作宾释读为“夷方”。无论怎样解释这个甲骨文,这个字描述了一个人的形状是无疑的。这个人形的描述显示了这个群体在殷人观念中是一种亚人类。卜辞中捕获的人牲有时被称为“人”,但这个字的字形也可以理解为“夷”,因此可知卜辞中的“人”并不是现代人生物学观念中的人类共同体,而只是一种半人或亚人类。
商代武装者有一整套专业的技术用于在战争中既能使敌方丧失战斗力,又能将之生擒带回用于祭祀活动。笔者在一些考古材料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在20世纪30年代所发掘的商代祭祀坑中,有10座坑出土了青铜镞和骨镞,这些镞大多是紧贴着人腿骨的,似乎是人牲生前就已经受伤带箭,这些人牲都是在战争中俘获的敌人。笔者进而推测,这些被用于献祭的人牲为何都是腿部中箭?在商代的祭祀中偶尔会使用一种射杀献牲的方法,这种仪式也保留在宗周的礼仪中。这些腿部中箭的人牲是不是死于射牲的祭祀仪式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既然是射牲,距离必然非常近,弓箭手即使技术再低劣,无论如何也不会每一箭都正好射在人牲的腿部。况且这些箭如果只是射在腿部,显然也不会对这些人牲有致命伤害,与射牲祭祀的方式不同。因此,答案只能是,商代的职业武装者受过使用武器的专门精良训练,其中包括对弓箭、弹丸等远射武器的射击精确性训练,因此在战争活动中有意识地射击敌方“半兽人”的腿部等不致命位置,就能够达到既能使对方丧失战斗和逃亡能力的目的,又能够生擒并带回用于献祭。
这样的蛛丝马迹不止一处出现过,在1971年安阳小屯南地祭祀坑H33中有一名人牲的左腿内上踝处有一枚青铜镞;1989年发掘的一座基址门前建筑祭祀坑89M3中有三具被砍头的人骨,其中一具的腿骨旁有一枚骨箭镞;1991年发掘的小屯建筑1号房祭祀坑M15中,有人骨腰间,也有人骨手边有骨镞;1995年发掘殷墟大型建筑F1中有一祭祀坑M2,其中北边人骨腿骨旁有两枚骨镞,M18祭祀坑中的一具人骨的上肢旁有骨镞,而另一具人牲骨架的臂骨旁也有骨镞;垣曲商城的二里冈下层灰坑H353中,有一具人牲的骨架左下胫骨和腓骨之间嵌着一枚青铜镞;2004年孝民屯东南商代大墓的一个祭祀坑中,一具人骨的手腕上嵌着一枚锋刃镞;安阳后冈圆形祭祀坑的第一层人骨中也出土了一枚青铜镞;安阳孝民屯祭祀环状沟中出土的人骨盆骨下(臀部处)也有一枚青铜镞。这些迹象均可以表明,商代用弓箭武装起来的贵族与战士们可能都接受过射击的专门训练,他们射击敌人的部位多为腿、脚、手腕、手臂、臀部等非致命位置,以便于将这些“半兽人”擒获。李硕在其《翦商》一书中,对笔者的这一推论表示过质疑。但卜辞材料也能印证殷人以“射”获羌之事。
宾组卜辞中也有关于使用弓箭捕获人牲的记载:
贞:射伐羌(《合集》6618正)
射……获羌十(《合集》163)
乎射井(幸)羌?(《合集》7076正)
学者对卜辞中以“射”获羌的材料系联也进行了整理,有时以射能获十羌。这些卜辞显示了商王国的武装者的确曾经使用弓箭这种远射武器作为捕获人牲的方法。其中“乎射井羌”这一条卜辞,笔者将之读为“乎射幸羌”,因为“井”古音在精母耕部,“幸”在匣母耕部,双声叠韵,音通可互借。这条卜辞表明,商代武装者用弓箭精确射击对方非致命部位捕获人牲,再用木制桎梏“幸”将捕获者押解带回,用于献祭。战国兵书《吴子兵法》记载“进弓与弩,且射且虏”,正显示了弓箭射击可以高效率地捕获敌方。商代战争中弓箭使用的考古材料,正印证了古兵书中的记载。卜辞中有关羌“不死”、“其死”的占问(《合集》22134、22135),当为擒获后也有因箭伤而死的可能。
除了使用弓箭,能够飞射的弹丸也是一种很有效的远距离杀伤性武器,能够射伤人牲,使之丧失反抗与逃亡能力。但目前笔者还没有发现被弹丸击中非致命部位的人牲考古材料,原因是弓箭锋利的箭镞可以射入身体,甚至嵌入骨骼并因此保留下考古证据,但是石质与陶质的弹丸不能够像箭镞那样保留在考古证据中。但笔者有理由推测殷商的武装力量曾经较为频繁地使用这种远射武器捕获人牲,相关论述将在后文中展开。
除了弓箭、弹丸这类远射武器之外,商代步兵的戈也是较为有效的攻击武器,殷人还有战车、战象与武装骑手,相信这些装备在经过一定的排列与有效组合之后能够在击溃敌方与捕获人牲的战争——狩猎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
前面分析了,商代国家延续了从龙山、二里头时期一路演化而来的战争观念战争与献祭配套,因此没有形成军事贵族传统。所以军事贵族传统中不伤害老弱妇孺的原则在商代战争观念中是不存在的,因为商代战争更类似狩猎。这就意味着,战争中捕获的敌方参战人员固然会被用于诸神的献祭,而敌方村落与聚邑中的老弱妇孺同样不能免于被殷商武装捕获而作为祭品的命运,这样的材料在考古证据中并不少见。
到了殷商最后一位国王帝辛对祖先的祭祀中,仍使用女性人牲与猪、羊一起杀死献祭,可见这种行为贯穿了整个商代。在安阳后冈圆形祭祀坑中埋着三层被献祭的人骨,第一层到第三层皆有捕获的异族妇孺。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房屋使用少女作为奠基牺牲,H8灰坑还有一个女性的人头骨。在郑州商城二里冈遗址C5M73坑中则掩埋着两个被用作人牲的骨架。在1976年殷墟祭祀坑北部发现了两组集中的女性坑,一共有31具女性人骨,其中最小的20岁,年龄最大的35岁。此外,祭祀坑的M221、M222、M227、M229、M230都掩埋着未成年儿童的遗骨,“儿童的比例如此之大,显然不是自然死亡而与人祭有关”。这类例子在殷墟多有发现,显示了商代战争的传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二里头以来的延续。正如有学者所描述的那样:“在安阳殷墟遗址内的考古发掘中,作为人祭性埋葬的有不少是妇女和儿童,有的甚至是一个家庭的人被杀祭而埋于一个坑中。”
将敌对异族部落的家庭成员(包括男、女、老、幼在内)完整捕获并杀祭,可以推知,商代战争——狩猎的过程不仅仅包括战场,除了战场上杀死和捕获敌方参战的“半兽人”之外,敌军溃败之后继续进攻并深入“半兽人”的聚邑、村落,捕获、猎取敌方的所有成员作为祭品都属于战争——狩猎过程的组成部分,实行犁庭扫穴。无名组、黄组卜辞材料记载:
王族其敦夷方邑旧,右左其□(《屯南》2064)
[右]左其敦柳邑(《合集》36526)
这两条卜辞记录了商王国的武装力量对他者聚邑的袭击。“敦”字的意思是“袭击”或“攻击”。《诗经·鲁颂·閟宫》记载牧野之战“敦商之旅”,意思是攻击殷商的军队;《淮南子·兵略》“敦六博,投高壶”,用作“敲击”的意思;银雀山出土竹简《孙膑兵法·十阵》“鼓噪敦兵”,这些都说明了“敦”字的攻击含义。在金文中,直接就有“敦伐”之称,可证“敦”与“伐”意思相近。殷人氏族武装通过“敦”这一方式对半兽人“羌”的袭击,也见于花园庄东地出土的甲骨卜辞。
这几条卜辞显示了商代的氏族武装袭击敌对异族的聚邑,当然,这些聚邑中的所有成员——包括男、女、老、幼,都成为他们攻击和捕获的对象。在殷人强有力的攻击之下,那些遭受进攻的异族往往只能尽力逃散。例如,有卜辞材料显示,在一次殷人的进攻中,“鬼方”的人群迅速溃散,快速逃亡。
殷人这种针对敌方所有成员的暴力活动与宗周的战争不同,却与龙山、二里头的情况一致。总之,敌方所有成员皆非人类,是秩序的破坏者,是殷人狩猎的对象,他们都是可以被用作献祭的牲畜、精怪或半兽,对应着野蛮、混沌、黑暗。这是商代战争活动的基本观念之一。这也意味着,商代战争的“战场”这一存在的边界十分模糊。
四、战争与资源掠夺
笔者分析了商代战争观念的核心思想是祭祀之延伸,因此捕获人牲是战争的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代战争活动没有获取各种资源的动机与行动,因为战争行为同时也必然带来资源等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但这种资源获取与再分配行为同样与神权政治的架构之间有紧密联系。
对于殷人来说,战争是获取铜材的重要手段。商王国对西北地区的战争活动,就在山西地区掠取铜、铅等金属资源,另外也夺取山西地区的池盐资源。晋南地区垣曲、东下冯等商城的筑造,也与殷人在该地区控制铜矿资源有密切的关系。而商朝对东方的军事活动也伴随着对鲁北地区盛产海盐资源地的经营,因此殷人也为了盐资源而向东扩张。在产海盐地区建立了济南大辛庄、桓台史家、青州苏埠屯等军事城邑作为据点,派武装力量戍守。商代晚期对夷方的征伐也与对盐资源的掠取有关。而商代中期向长江中游地区的发展则很可能与铜矿资源有关。例如,湖北的盘龙城就是殷人为了控制南方铜矿资源并将其运回北方首都而建立的一个重要据点。在经营和巩固了长江中游地区之后,基于赣西北地区盛产的铜、锡矿等资源,殷人继续沿鄂东南下,进入赣北地区获取炼制青铜所需的矿产。而到了商代晚期,殷人则显示出向东南淮夷地区进行军事扩张的趋势,并为此而进行过大量的战争。王晖就认为,商代晚期对淮夷的战争,实际上是因为中原地区气候发生变化,因此需要在东南方掠取更多适合农耕的肥沃土地。这些情况,都可以说明战争与资源掠夺之间的交互关系。
战争活动也包括对资源的掠取与再分配,这固然是一个常识,但具体在商代人的观念语境之中,他们是否能够如同现代人一样,将一切社会行为均视为理性经济人的精密计算活动则是一个疑问。在商代观念中,掠取行为与代表了自然存在的宗教世界之间没有清晰的边界,殷人也并不会如现代人那样在观念上区别“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理性知识来划定清晰的边界。要理解商代战争中对资源掠夺的意义,也必须被放置到作为祭祀、权力整合功能的整个结构中去。例如,获取铜、铅是为了炼铸青铜器,而青铜器又是为神权政治与军事行动服务的。青铜祭器为神权献祭服务,也是神权宗教的象征品,而武器则装备武装者使之在战争中捕获人牲。控制资源即是为了垄断对艺术品和祭品的生产,而获取艺术品则又成为建构神权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扩张与便于获取青铜资源的目标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而青铜资源的获取与祖神祭祀、神权合法性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因此,很难将殷人“世俗”的社会经济活动从作为“神圣”的精神观念中剥离出来。也就是说,当现代知识人在分析古人夺取资源这一行为之时,可以将这些行为还原到当时世界观与价值基础的语境中去进行处理。
殷人的战争行为被理解为与狩猎属于同一性质,而狩猎捕获的猎物被理解为奉献给诸神的祭品。在这个意义上,战争——狩猎行为是一体的,而战争猎获人牲“半兽人”也是为了奉献给诸神,进而获得诸神的庇佑,以便确保世界运转的有序与稳定。动物、人牲与炼制青铜器的金属一样,都是一种服务于神权政治观念下的资源。在商王室看来,这些资源所具有的意义并不是矛盾的,并非一些属于“神圣”而另一些属于“世俗”。所有在现代观念看来属于“世俗”的行为在殷人的世界观中均在不同程度上指向“神圣”,而维护“神圣”的种种努力又是为了捍卫“世俗”生活的有效与稳定。
不包含经济活动的战争是不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代的战争观念是一种现代式的理性经济活动。商代的战争观念,在本质上不能与宗教表征的自然世界分割。区别在于,在殷人看来是“一”的问题,在现代观念中则被分割为“二”。
用一种现代的政治思维来解释商代战争的基本观念,是笔者所不敢认同的。例如,美国学者何驽(Gary W. Pahl)将商代宗教与献祭的活动理解为一种带有政治目的的“恐怖主义”国策,目的是给敌对者造成心理恐慌。他最后指出:“从本质上讲,与其说是恐吓对手以达政治目的,还不如说不过是一剂为恐怖主义者自己虚弱内心壮胆的心理强心剂。如果企图用恐怖主义手段来吓倒对手以谋取政治胜利,那么古往今来的恐怖主义的实质便注定了这个目的永远也不能达到!”
殷人的战争手段与宗教祭祀对于敌对者来说的确可以形成一种压力与威慑,甚至可以造成一种恐怖的社会心理。但需要指出的是,交织着宗教祭祀的殷人战争活动本身并不是为了制造恐怖政治,殷人政治集团也不是现代恐怖分子,商代的战争活动总是紧密围绕着神权政治及其相关宇宙论背景下的献祭信仰而展开的,其终极目的是维系现有世界的秩序。这种精神与文化的背景与现代性政治实践之间是否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类比,还是一项尚需商榷的问题。美国学者何驽对商王朝战争观念的理解似乎太过于“后现代”,将之与现代性的“恐怖主义”政治现象进行比附,并最后得出恐怖主义者最终不会阴谋得逞的结论。用过于贴近现代政治或经济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上古观念,显然是不太适合的。
[1] 杨树达认为,此即“它”字,“上古相问以无它……殆相沿以为无事故之通称矣”。按照此说,则“它”字的意思是“制造事故”(杨树达:《卜辞求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9页)。裘锡圭将此字释为“ ”,读为“害”(裘锡圭:《释“ ”》,《裘锡圭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1页)。无论哪种解释,这个字意味着祖神给人间制造灾害和事故的含义是毋庸置疑的。
[457]《左传·成公十三年》,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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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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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卜辞此字从“亡”从“犬”,商承祚释为“狼”,郭沫若释为“狐”(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第408页)。甲骨文中有“尨”字(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098页)。笔者认为,此字“亡”表音,“犬”表意。“亡”古音在明母阳部,又“尨”古音也在明母阳部,古音完全相同,故笔者认为该字也可以读作“尨”,意思是狗,正好对应表意的“犬”旁。《说文·犬部》:“尨,犬之多毛者。”《诗·召南·野有死麕》“无使尨也吠”,毛传:“尨,狗也。”因此,卜辞中记载商王猎获的“尨”应为野狗。《合集》10254的材料记载,殷人曾使用这种猎获的野狗祭祀祖神“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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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例如,《山海经·大荒北经》中将异族“犬戎”称为“白犬”、“人面兽身”,又将苗民称为“有翼”(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6年,第495—498页)。可见这些异族都被视为半人半兽。此外,还有一些异族被描述为精灵或甚至是鬼怪,也就是说,在《山海经》所代表的古代观念中,作为异域的“他者”与动物、精灵、鬼魅之间没有清晰的边界。
[515]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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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蒲慕州编:《鬼魅神魔——中国通俗文化侧写》,台北麦田出版,2005年,第25—26页。
[534]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291页。
[535]张秉权:《祭祀卜辞中的牺牲》,《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八本,1968年,第231页。
[536]David N. Keightley,The Ancestral Landscape:Time,Space,and Community in Late Shang China,ca.1200—1045B.C,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2000,p.81.
[537]《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舜曾经:“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杜注:“魑魅,山林异气所生,为人害者。”《左传·昭公九年》也记载:“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魑魅。”这说明春秋时代的观念中,城堡与农田之外的异域地区仍被视为充满了精灵与鬼魅的恐怖世界。《汉书·王莽传中》记载:“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则说明甚至到了两汉之间的观念中,异族居住的陌生土地仍被视为恐怖的荒蛮世界,那里居住着可怕的鬼魅。结合卜辞材料与传世文献可知,在商代的世界观中,商王国之外的区域同样是恐怖与陌生的,那些殷人居住区域之外的世界充满了怪兽、精灵与鬼魅。
[538]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87页。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2009年,第284页。
[539]例如《合集》39490条“牧获羌”就是武装放牧时对羌的捕获。
[540]杨升南:《略论商代的军队》,胡厚宣等:《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342页。
[541]徐中舒分析该字字形为“象人两手加梏之形”(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169页)。
[542]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86页。
[543]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8页。
[544]胡厚宣编集:《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132页。关于“方”字,杨树达认为,古音中“方”、“彭”发音相同,考证“方”即古书中记载的“大彭”部族(杨树达:《释方》,《积微居甲文说》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5—66页)。
[545]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2009年,第320页。
[546]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416—417页。
[547]这个字读为“胣”,意思是肢解(杨树达:《卜辞求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9页;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2009年,第183—186页)。这条卜辞是指将捕获的鬼方人牲肢解用于祭祀。
[548][日]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濮茅左、顾伟良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15页。
[549]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011—1012页。
[550]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
[551]姚孝遂:《商代的俘虏》,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342—350页。
[552]李学勤:《商代夷方的名号和地理》,《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86页。
[553]如《合集》36481危方“廿人四”、而人“千五百七十”,《合集》7771记载献祭杀死了“二千六百五十六人”,都可以被理解为“夷”。卜辞中的“人”并不被理解为殷人的同类,而只能是一种亚人类。
[554]杨宝成:《殷墟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5页。
[555]杨树达:《卜辞琐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页。
[55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63页。
[55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小屯建筑遗存》,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67—68页,第83页。
[55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殷墟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载《考古》2001年5期,第23—24页。
[559]王月前、佟伟华:《垣曲商城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纪念垣曲商城发现20周年》,载《考古》2005年11期,第11页。
[560]岳洪彬、岳占伟:《殷墟的镞与甲骨金文中的“矢”和“射”字》,载《文物》2009年8期,第50页。
[56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72页。
[562]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环状沟》,载《考古》2007年1期,第39页。
[563]李硕:《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56页。
[564]彭裕商主编:《殷墟甲骨文分类与系联整理研究》,四川辞书出版社,2023年,第384—385页。
[565]《吴子兵法·应变第五》,骈宇骞等译注:《武经七书》,中华书局,2007年,第124—125页。
[566]吕静:《春秋时期盟誓研究——神灵崇拜下的社会秩序再构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1页。
[56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67—269页。
[56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载《考古学报》1982年1期,第68—69页。
[56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591页。
[57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组:《安阳殷代祭祀坑人骨的性别年龄鉴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头骨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11页。
[57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头骨研究》,文物出版社,第114页。
[572]马季凡:《商代中期的人祭制度研究——以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的人祭遗存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史文存·先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01页。
[573]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10—1411页。
[574]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2006年,第514页。
[575]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2004年,第131页。
[576]在里耶秦简中,发现迁陵守丞的名字叫“敦狐”(李学勤:《初读里耶秦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史文存·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2页)。秦汉时人名有一种是攻击动物的意思,如凤凰山10号汉墓中有人名“击牛”(简814)。再结合古汉语中“敦”的用法,“敦狐”的意思应是“攻击狐狸”。可见“敦”字的“攻击”含义。
[577]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311页。
[578]根据卜辞图片,卜辞内容为:“曰:众勿敦羌?”释文少一“羌”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579]于省吾:《释“鬼方易”》,《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2009年,第446—447页。
[580]商艳涛:《西周金文中与俘获相关的几个问题》,载《华夏考古》2010年2期,第135页。
[581]杨升南:《从“卤小臣”说武丁对西北征伐的经济目的》,《甲骨文献集成》第二十七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2—253页。
[582]佟伟华:《商代前期垣曲盆地的统治中心——垣曲商城》,李伯谦编:《商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464—465页。
[583]方辉:《商周时期鲁北地区海盐业的考古学研究》,载《考古》2004年4期,第64页。
[58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夏商时期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联系》,载《华夏考古》2006年3期,第57页。
[585]陈朝云:《商代聚落模式及其所体现的政治经济景观》,载《史学集刊》2004年3期,第21页。
[586]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25页。
[587]王晖:《商末气候环境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中华书局,2003年,第330页。
[588]LiLiu,The Chinese Neolithic:Trajectories to Early Stat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234.
[589][美]何驽:《商王朝恐怖主义策略起源与兴衰背景——同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恐怖主义策略比较分析》,载《江汉考古》2005年1期,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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