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甲骨文中的“大田”就是“大蒐”的意思,但甲骨文中确实还没有发现准确的“蒐“字。尽管还没有发现军事演习性质活动的“蒐”字,但商代存在“蒐”这样的军事性活动是毋庸置疑的。商代的田猎可以说就是征战,而征战可以说就是田猎。在田猎中“获羌”、“获印”等亦为常见。因此,商代的大蒐田猎献禽与战争献俘都分享了同一套仪式程序。
甲骨文中有一个字,詹鄞鑫释读为“获”,读为后世军事祭祀的“禡”字。表示用狩猎或战争中擒获的野兽或俘虏祭祀祖神,献祭俘获的动物与献祭俘虏在本质上没有两样。关于詹先生对这个甲骨文的释读,“获”上古音在匣母铎部,“禡”在明母鱼部。鱼、铎之间虽然能够韵转,但声纽相差太远,是否能够读为“禡”,尚可存疑。但是,这个字的意思表示用动物、人牲献祭是没有问题的。狩猎是为了献祭,战争同样也是献祭的延伸。
狩猎行为往往是为了满足祭祀的需求,猎获各种动物作为献祭神灵的用品。《礼记·王制》明确记载,天子和诸侯无事就需要每年举行三次狩猎,第一就是为了“乾豆”,郑注:“乾豆,腊之以为祭祀豆实也。”《礼记·月令》则记载“天子乃教于田猎……命主祠祭禽于四方”,郑玄注:“以所获禽祀四方之神。”《周礼·夏官司马·大司马》记载,通过“蒐田”,可以“献禽以祭社”。由这些记载可知,田猎是为祭祀神灵获得各种祭品。《穆天子传》卷一记载“天子猎于渗泽,于是得白狐玄狢焉,以祭于河宗”,卷五则记载“天子射兽……得二虎九狼,乃祭于先王,命庖人熟之”,说明猎获的动物既被献祭给自然神,也被献祭给祖先神。《合集》27339也记载,殷人用捕获的虎祭祀祖甲、父甲两位祖神。《白虎通·田猎》则有明确的记载,狩猎的重要意义在于“上以共宗庙”。中山国青铜器上也记载了用田猎捕获来祭祀先王的活动。这些材料都说明,古代田猎与献祭各种神灵之间具有密切关系。
另外,宾组、黄组等卜辞也反映了殷人广泛通过狩猎获取祭品:
王贞往狩,禘(《合集》10939)
兹御获鹿六狐十(《合集》37410)
兹御获狐八十又六(《合集》37471)
兹御获狐一(《合集》37497)
其田往来亡灾,兹用(《合集》24502)
豕禽(擒),于祖辛
此外,济南大辛庄殷邑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也记载了使用猎获的野猪对“母”进行祭祀。卜辞材料显示了狩猎获取动物与祭祀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田猎所获取的猎物被用于各种献祭。因此,正如学者所言:“自古殷王之田猎,实与祭祀有密切关系,以祭祀为‘国之大事’,亦断可知矣。”而奉献给诸神的祭品除了狩猎捕获的动物,还包括战争中捕获的人牲。战争同样也紧密围绕着祭祀的主题展开,甚至反映在战争使用的武器上,也表现出这样的观念。青铜钺的纹饰大多都是大张的兽口和刀刃,祭祀中饮食与杀戮献祭的主题就这样被联系起来。“这种纹饰只是暗示出祭祀的主题,而并非在为故事做插图。”
正因如此,所以在甲骨卜辞中,征伐异族的战争经常使用狩猎的用语“田”,而狩猎动物则有时也会使用战争术语“正(征)”,例如:
王狩□,禽(擒)伐夷?不禽……(《合集》33384)
王其田羌,亡灾?禽(擒)鹿十又五(《合集》41351)
多臣乎田羌(《合集》21532)
狩正(征),禽(擒)获鹿百六十二,百十四豕(《合集》10307)
我弗其正(征)麋?(《东京》99a)
第一条材料中,讨伐敌方的战争被称为“狩”,第二、三条中不但征伐羌部落的战争被称为“田”,而且战果中除了人牲还要统计捕获的动物。这种将征伐羌部落的行动称为“田”的捕猎用语之例还见于《合集》37400、37408、37409、37416、37421等黄组卜辞材料。第四、五条卜辞则反映了捕获麋、鹿与野猪也会使用战争用语。还有的卜辞中,战争词 与捕猎词“狩”并举(《屯南》3920)。
闻一多早已指出:“古者田猎军战本为一事……田物谓之丑,敌众亦谓之丑,即获之后,田物谓之禽,敌众亦谓之禽。是古人视田时所逐之兽,与战时所攻之敌无异,禽与敌等视,则田而获禽,犹之战而执讯矣。”明确了商代观念中战争与狩猎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合集》10198显示,在一次狩猎中商王便捕获了一只虎、40只鹿、164只野狗、159只麋,规模之大,与战争不相上下。
既然战争与狩猎在商代人的世界观念中属于同一性质的活动,则可以推知商代人同样视敌方与动物为同一性质的存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
二、敌方不被视为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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