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我和瑞维奇没有分歧,”我说,“但如果动手的是我,我会确保所有人都死了。这点是他的一个错误,我不能原谅的错误。”
“你不能原谅他让你活着?”
“这不是什么仁慈之举,香忒若。恰恰相反,这个浑蛋想让我因为辜负了卡乌拉而饱受煎熬。”
“抱歉,但这套逻辑对我来说有点复杂了。”
“他杀死了卡乌拉的妻子——那个我本该保护的女人。然后他离开了,剩下还活着的是卡乌拉、迪特林和我。迪特林是出于幸运——他当时看起来像是死了。但卡乌拉和我活下来是瑞维奇故意的。他想让卡乌拉因为我让吉塔死去而惩罚我。”
“他那么做了吗?”
“做了什么?”
她听起来好像要对我失去耐心了。“那之后卡乌拉对你做了什么没有?”
这个问题似乎很容易回答。没有,很明显,他没做,因为那之后卡乌拉死了。尽管他的伤势当时看起来并没有特别大的生命危险,但最终导致了他失去性命。
为什么我在要回答香忒若时会感觉艰难?为什么我的舌头在要说出显而易见的事实时却打了结,而且脑海中想到了别的事情?一些让我怀疑卡乌拉是否真死了的事情?
最后我只是说:“事情没有那样发展。但我不得不忍辱偷生。我想,这本身就是一种折磨。”
“但本不该这样的,从瑞维奇的角度来看不该会这样。”
我们正穿过天篷区的又一区域,这里像是一幅描绘一片肺叶中肺泡的立体图:无尽分支的小球,由或许相当于凝固的血液的黑色细丝桥接。
“怎么可能会不该这样?”我说。
“也许瑞维奇放过你是因为你和他并无私人仇怨。他知道你只是名雇员,跟他有争端的不是你,而是卡乌拉。”
“好想法。”
“而且可能是正确的。你有没有想过,你根本不必杀死这个人,甚至你可能欠他一条命?”
我开始厌倦这样的辩论走向了。
“不,没有。——原因很简单,这完全不相关。我不在乎当瑞维奇决定让我活着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不管这是惩罚还是仁慈。完全无所谓。重要的是他的确杀了吉塔,而且我向卡乌拉发誓,要为她复仇。”
“为她复仇。”她的笑容里毫无幽默感,“整个是中世纪式的,不是吗?封建荣誉和信任的纽带。为效忠与复仇发下誓言。你最近有没有查看下年历啊,坦纳?”
“别装作你很理解这些似的,香忒若。”
她猛地使劲摇头。“如果我真能理解的话,我倒要开始担心我的理智了。你到底是来这里干吗的?——就为了完成一些荒唐的承诺,以眼还眼?”
“尽管你这样说,我依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笑的。”
“确实,一点也不好笑,坦纳。这是个悲剧。”
“在你看来也许是。”
“在任何一个能超脱冷静一点的人看来都是。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返回斯凯先手星会是在多久以后?”
“别把我当小孩,香忒若。”
“回答我的问题。”
我叹了口气,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让情况变得如此失去控制。我们之间的友谊难道是反常的吗?是从事物的自然状态暂且偏离了吗?
“至少三十年,”我回答时就好像我所说的这段时间根本不重要,跟几个星期没什么两样,“在你提问之前我就很清楚在那段时间里世界可能发生多少变化。但那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变化已经发生,而且无论我多么渴望,那些变化都是不可逆转的了。吉塔死了。迪特林死了。米拉贝尔死了。”
“什么?”
“我说卡乌拉已经死了。”
“不,你没有。你刚才说米拉贝尔死了。”
我看着外面的城市掠过,脑子里嗡嗡作响,不知道我的大脑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口误。这不是那种你可以轻易归咎于疲劳的错误。奥斯曼病毒对我的影响显然比我最大胆的想象都糟糕:它已经不仅仅是在我醒着的时候侵蚀我的意识,用斯凯的生活片段,用他那一次次的难忘时刻;它现在开始干扰我对自己身份最基本的认定,破坏我对自我的感知。然而……就算这样的想法也是在自我安慰。冰封托钵僧曾对我说,他们的疗法会将病毒清除掉的,用不了多久……可斯凯的那些生活场景却变得越来越持续不断。还有,为什么奥斯曼病毒要费心让我搞错一些跟斯凯没啥关系,而是发生在我自己过去生活中的事情?为什么它要操心我有没有把米拉贝尔和我自己搞混?
不,不是米拉贝尔。是卡乌拉。
我心烦意乱,我不想记起我做过的那个梦——梦里的那个时候,我正在俯瞰着那个白色房间里的男人,他少了一只脚——只挣扎着想要重新捉住我们对话的线头。
“我想说的是……”
“什么?”
“我想说的是,在我返回的时候,我并不指望还能找到离开时的一切。但那并不会让状况更糟。对我来说重要的人已经死了。”
奥斯曼病毒真的把我搞得一团糟。
在我眼中,斯凯开始越来越多地被看成我自己,而坦纳·米拉贝尔则越来越成为……什么呢?超然的第三者,根本不是真正的我?
我想起了我在斑马家时的困惑,当时我的脑海中一直在重放一次棋局,反反复复。有时我看起来赢了,有时我看起来输了。
但那一直是同一局棋。
那一定是这一切的开始。这个口误意味着这个过程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就像奥斯曼病毒一样。
我心烦意乱,挣扎着想要重新捉住我们对话的线头。
“我想说的是,在我返回的时候,我并不指望还能找到离开时的一切。但那并不会让状况更糟。对我来说重要的人在我离开前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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