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季莫菲耶夫在分析该现象时指出:“阿克梅主义已经将自己的语汇边界大大拓展了,但自我未来主义走得更远。不满足于将口语纳入诗歌语汇,立体未来主义通过两个途径,更大幅度地扩大其词汇和音响潜能:一是用旧的词根创造新词(同时保留词语的意义),二是超智语言——也就是创造不具意义的新的音响组合,——这一归还词语‘权利’的进程被推向了荒诞的程度。”
超智语言是立体未来派的创作原则之一。赫列勃尼科夫、佩特尼科夫、克鲁乔内赫在《超智语言宣言》这样定义超智语言的本质:“思想和言语在灵感来临时来不及表达,因此艺术家有权利不限于用通用语言表达……还可以用个人的语言……没有明确意义的(未凝固的)超智语言。超智语言起联系作用,自由语言可以表达得更充分。超智语言能够唤醒并给创作幻想以自由,同时又不拿任何具体事物对其羞辱。”
由此可见,超智语言要么是无意义的音响组合,要么是自在自为的词语本身。未来派的革新具有独创性,但有时也缺乏健全理性。他们能用一个词根,生产出一系列的新词,但这些新词并没有进入鲜活的口语。赫列勃尼科夫被奉为发现词语新大陆的哥伦布,诗人的诗人。在探索新词和词组方面,他有着异常细腻的语感。例如,他用动词“爱”的词干创造了四百多个新词,但没有一个词进入诗歌通用语汇。
赫列勃尼科夫的诗学革新得到“布杰特里亚宁”们的呼应。《鉴赏家的陷阱续集》出版后又有一批集体和个人文集相继问世,它们同样具有惊世骇俗的挑战意味:《病弱的月亮》《咆哮的巴纳斯》《与母牛跳探戈》《爆炸》《我!》《替身》《三个人的圣礼书》等。
1914年春,未来派打算创办自己的机关刊物,“俄国未来主义的第一本杂志”,但只出了一期就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断。
这直接关系到“雨林”的存亡。1914年末,作为统一团体的“雨林”停止活动,其成员各奔东西。许多未来派诗人要么离开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以躲避征兵,要么相反,开赴前线。和平时期作为未来派读者主体的青年人,大多应征入伍,社会上对未来主义的兴趣也迅速下降。
十月革命后,立体未来派一些主将试图振兴未来主义。维克多·赫列勃尼科夫、玛利亚·西尼亚科娃、波吉达尔、格里高利·佩特尼科夫、尼古拉·阿谢耶夫曾共同署名,发表《火星人的号角》,随即大卫·布尔柳克、卡缅斯基和马雅可夫斯基又联名发表了《未来派飞行联盟宣言》,“艺术无产者”呼吁“工厂和土地无产者”在推翻旧体制的政治奴役和社会奴役之后,发动不流血的第三次革命——精神革命,以推翻由来已久的精神奴役。宣言进而要求:将艺术与国家分离;将艺术的所有物质手段如剧院、展馆、院校等转交给艺术大师,以便艺术人民能平等利用;推行普遍的艺术教育;迅速征收一切潜在美学资源以便全俄公平均等地使用。
如果放下所有外在的差异,俄国立体未来主义的历史其实与俄国象征主义的命运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样在初期不被承认,同样在诞生时聒噪一时(未来派更激烈、更极端)。紧接着是被文学批评界的先进阶层迅速认可、凯歌行进、前途远大。而在似乎是形势一片大好,俄国诗歌面临空前机遇之时,一切又戛然而止并堕入深渊。
未来主义诞生伊始,古米廖夫这样写道:“我们正面临一群野蛮人的入侵,他们富有才华,因而强大,他们举止鲁莽,因而可怕。只有未来能够证明,这究竟是些‘日耳曼人’呢,还是些……横扫一切的匈奴人。”
在历经百年后的今天,可以肯定地说,许多“布杰特里亚宁”的作品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的。
自我未来主义是俄国未来主义的另一个分支,但除了名称一致,实际上与未来主义很少共通之处。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文学流派,自我未来主义的历史相当短暂:始于1911年,终于1914年。
自我未来主义与立体未来主义不同,后者是由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仁组成,前者则是诗人伊戈尔·谢维里亚宁的个人发明。
他的文学生涯开始有些坎坷。以系列爱国主义诗歌起步,继而尝试讽刺诗,最后又转向抒情诗。只是这位青年诗人的抒情诗没有一个报刊肯接受。1904—1912年间,他自费出版了35本诗歌小册子,但还是没有取得想要的知名度。
成功来得颇有戏剧性。1910年,列夫·托尔斯泰在表达对当代诗歌的不满时,举了谢维里亚宁《直觉的色彩》一书中的几句诗作为例证。后来谢维里亚宁得意地解释说,该诗本来是一首讽刺之作,但托尔斯泰的理解和阐释过于严肃。“莫斯科的报纸对这件事马上广而告之……随后全俄罗斯的报刊掀起一片怒吼,对我群起而攻之,不料这反倒让我在国内声名大振!从那时起,我的每一本小册子都得到批评界方方面面的细心评论,拜托尔斯泰所赐……谁想骂我就骂我。杂志上开始很乐意刊登我的诗,慈善晚会的组织者极力邀请我参加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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