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举与武学皆在仁宗朝经历了设置和废除的过程,宋军缺乏将才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文士也并未因此而改变以读书、笔试来选拔良将的理念。所以,要求恢复武举的呼声很快出现。例如苏辙(1039—1112)在进策中批判废武举的决定:
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废天下之武举。彼其见天下之方然,则摧沮退缩而无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孙之家往往转而从进士矣。故臣欲复武举,重武臣,而天子时亦亲试之以骑射,以观其能否而为之赏罚,如唐贞观之故事。虽未足以尽天下之奇才,要以使之知上意之所悦,有以自重而争尽其力,则夫将帅之士,可以渐见矣。 [31]
苏辙承认通过武举的方式未必真能发掘将才,但是这项制度的意义在于显示统治者对于军事人才的重视,提高“武”的价值,使武官得到应有的尊重。否则天下人皆报考进士科,军事人才如何可得?
苏洵(1009—1066)在嘉祐三年(1058)上书仁宗,也批评朝廷在用兵之际创设武举,边事缓和后即将其废除,实为缺乏远见的做法,并进一步提出自己对武举制度的构想:
臣愚以为可复武举,而为之新制,以革其旧弊。且昔之所谓武举者盖疏矣,其以弓马得者,不过挽强引重,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试者,亦皆记录章句,区区无用之学。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众;而待之又甚轻,其第下者不免于隶役。……宜因贡士之岁,使两制各得举其所闻,有司试其可者,而陛下亲策之。权略之外,便于弓马,可以出入险阻,勇而有谋者,不过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试以守边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举,陛下欲得将相,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岂无一二?斯亦足矣。 [32]
在苏洵看来,武举的功能在于选拔将帅,而非下级武官,旧有的武举取人太多,授予的职位却太低,以致中举者并无法担任将领之职。由于将帅这样高阶职位的数量不需太多,应以荐举的方式办理,由大臣推荐几位具有谋略之人即可,而中选者须立即派任统兵要职,以便其一展长才。苏洵对于武举的主张固然切合选拔将才的原意,但他期待透过官员推荐和考试立即得到优秀的将帅人选,未免忽略了统领大军的人才必须逐步养成的现实。此外,以荐举的方式选派军职也有实际上的困难。早在真宗咸平年间,朝廷希望以荐举现任官员的方式拔擢将才,田锡(940—1003)即认为不可行,因为“朝臣中武勇者少,设使有武勇,多不愿在武职” [33]。咸平时期武官的地位尚高,荐举将帅已难以进行,何况在仁宗时代。由于武官地位日益低落,设法将政敌改换武阶,已成为仁宗朝文官进行权力斗争 所采行的手段。 [34]在此情况下,武举采行荐举的方式恐将引起官员竞相推荐自己厌恶的官员。也许是因为苏洵的主张不切实际,仁宗并未采纳,直到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去世,武举都未恢复。
不过,仁宗死后,情势很快发生变化。嘉祐八年五月,素来重视军事教育的富弼被任命为枢密使。 [35]五个月之后,枢密院即建请恢复武举,提出的理由是:
文、武二选,所关治乱,不可阙一,与其任用不学无术之人,临时不知应变,以挠师律;不若素习韬略,颇娴义训之士,缓急驱策,可以折冲。况今朝廷所用武人,稍有声称者多由武举而得,则此举不可废罢明矣。 [36]
由此可见,武官毕竟是政府中不可或缺的成员,既然“学术”被视为将才必备的要素,政府势必在选官制度上有所设计,以落实此一理念。经过长达一年的讨论,新的武举终告确立。 [37]武举成为常举中的一科,固定每三年举办一次,官员、平民皆可报考。考试项目仍为武艺与兵学,兵学的测验方式是:“以大义为本,参之策问,与明经、进士不甚相远。” [38]具体的内容则是:
如明经之制,于太公韬略、孙、吴、司马诸兵法,及经、史言兵事者,设为问目,以能用己意或引前人注释,辞明理畅,及因所问自陈方略可施行者为通。 [39]
由此可见,武举在笔试部分的测验方式实与文科考试类似,只是考试范围由儒家经典改成兵家的著作。每次考试录取的名额在英宗时期并未确定,至神宗(1048—1085)(1067—1085在位)熙宁六年(1073),规定以三十人为上限,每次参加省试的举子则以二百人为限。 [40]如此一来,武举成为平民入仕的一种管道,但苏洵所指“取人太多,待之甚轻”的问题仍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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