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武举与武学原本的目的是强化军队战力,但参与者多半无意于军职;本是测验与试者的军事能力,考试内容却与进士科差异有限;本为选拔将帅,实际上被士人当成求官的捷径。凡此种种,都反映了实际状况与制度设计明显不符,致使在军事层面上能发挥的功能有限。但是,这两项制度却因为四项因素而存在。首先,武举与武学落实了统兵能力来自读书的观念,而这个理念正是知书的文官掌控军事事务的理论基础。承认武举失败而将其废除,等于是宣告透过读书和笔试无法培育和选拔将才,切断了书籍知识与军事作战的关联,代表文士缺乏处理军政的能力,文官自然不愿接受这样的结果。其次,在设科和置学之外,文士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发掘合乎其标准的军事人才。透过这两个方式录取的将才固然有限,但是,若无此管道,民间的军事人才更没有一展长才的机会。第三,武学与武举具有象征文、武平等的意义。军事既是施政不可或缺的部分,则不论政府现实上多么崇尚“文治”,都要象征性地维持“武”的平等地位。在文科的考试和学校之外,另设武举、武学以显示统治者对“武”的重视,让赵宋政权拥有“兼隆文武”的外貌。第四,为受挫于进士科的举子提供另一条出路。仁宗时期的文官仍然在担心儒学的价值受到兵学的挑战,故朝廷以“专由于儒术”为由废除武举。随着读书、应举风气的普及,到了南宋,统治阶层需要忧虑的已不再是儒学的提倡,而是如何安顿众多考不上进士科的士人。武举的录取名额固然只有进士科的十分之一,却给予文举落第者另一个希望。武举牵涉到众多士人的前途、地位和权力,自然难以废除。
武举与武学的名不副实只是宋代政府无力处理军事的一个层面。以文治为立国号召的统治阶层刻意压制“武”的价值,对于民众的习武多所猜疑,但又无法否认军事对其政权的重要性,如何处理军事事务就成为一大难题。表面上,武举和武学的建立提升了“武”的地位,其实是文士以“文”的理念来处理“武”的问题,将军事之学的发展置于政权的监控之下。结果是使武学和武举成为太学及进士科的附属品。其实,“武”自有其学术体系和价值观念,只是文士不肯承认,而力求使“武”成为“文”的附庸。于是,“文”与“武”应分而未分,徒然限制了整个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发展空间。这是宋代由文士主导的政府无法有效处理军事事务的症结所在。
(原载《台大历史学报》第33期,200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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