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庚尧
一、旧门第消失与新士人兴起
科举制度配合印刷术的推广应用与教育机会的普遍增加,促成了唐、宋之间社会形态的转变。这一转变表现在宋代社会上,便是统治阶层社会纵向流动的加速。以往政权由少数世家大族长期垄断的情形不再存在,科举出身的士人取而代之成为政治的核心,而他们往往是骤盛忽衰,不容易再形成以往门第那种可以延续好几百年的政治力量。和科举制度影响及社会纵向流动这一个课题同样重要而且相互关联的,还有科举制度对家族组织的影响。构成中古门第的世家大族,外则藉地望、谱系来维系,内则凭礼法、经学而传家,并且以九品中正制度来延续其政治地位;宋代新兴士人的家族组织,则与科举制度的影响不能脱离关系。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以专文提出深具散发性的看法。
早在1940年,钱穆在《国史大纲》第四十一章《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中,已经指出唐代中叶以后,中国有两项很大的变迁,一项是南北经济文化的转移,另一项是社会上贵族门第的逐渐衰落。并且进一步认为门第衰落之后,社会上的新形象主要有三点:一是学术文化传播更广泛,二是政治权解放更普遍,三是社会阶级更消融。而在政治权解放更普遍这一点中,他讲“以前参预政治活动的,大体上为几个门第氏族所传袭,现在渐渐转换得更快,超迁得更速,真真的白衣公卿,成为常事”。1950年,钱穆在《中国社会演变》一文中,为唐代以后具有上述特色的社会,命名为“科举的社会”,并且说:“这一种社会,从唐代已开始,到宋代始定型。这一种社会的中心力量完全寄托在科举制度上。”这篇文章,后来收入钱穆的一本小书《国史新论》中。
在钱穆写《中国社会演变》一文的三年前,学术界开始以统计的方式来探讨宋代社会的上下阶层之间的纵向流动。这一个研究方向首先出现于美国,美国宋史研究的奠基人柯睿格(E.A.Kracke)在1947年发表的Family Vs.Merit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underthe Empire一文中,运用南宋《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和《宝祐四年登科录》两份进士录取名单,统计这两榜进士中所谓“新血”的比例。然后在1950年,日本学者周藤吉之在《宋代官僚制と大土地所有》一书中,也用同样的资料,做了更加广泛的统计。钱穆的学生孙国栋在1959年,于香港发表《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运用《新唐书》、《旧唐书》及《宋史》列传人物的家世资料,比较中唐以后和北宋时期人物出身背景的差异。1971年,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研究生陈义彦,将他硕士论文的一部分写成《以布衣入仕情形分析北宋布衣阶层的社会流动》一文发表,统计《宋史》列传中北宋人物的出身背景。1977年,他的硕士论文《北宋统治阶层社会流动之研究》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大体上都印证了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的看法。在美国的中国史学界,同样是科举时代的社会流动研究,除了宋代之外,还有何炳棣对于明清时期的研究,他在20世纪50年代运用这一个时期的进士登科名录、举人与贡生的名簿同年名录及生员题名录,分析近四万名人物的三代祖先,也认为从明到清平民向上流动的机会虽然渐减,但是就整个明清时期来讲,仍然有相当程度的流动性,他的专书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明清社史论》),出版于1962年。一直要到20世纪80年代,这样的看法才受到美国学者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和他的学生韩明士(RobertP.Hymes)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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