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忠礼
所谓选举制度,就是选拔首领和官员的制度。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选举制度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是最早出现也是永远需要存在下去的制度。而实行时间近1300年的科举制度,是中国秦汉以降实行时间最长的选举制度。宋代则是科举制度的黄金时期,通过科举,它为赵宋政权选拔了大批人才,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宋韵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增强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对当代乃至后世的中外选举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对今天人才的选拔,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具体介绍今人对宋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前,本书拟对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几种选举制度及其演变过程作一扼要论述,通过对各种选举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相互关系、主要内容和存在问题的比较,以加深对宋代科举制度的认识和对有关研究成果的理解。
一、原始社会选举首领的办法
原始社会是人类出现以后的第一个社会,在长达三四百万年的原始社会前期,或者说“原始人群”时期,原始人身上还带有许多动物的特性 [1],他们不可能有什么选举制度,实行的是一种习惯法,即从类人猿时期所带来的“强者为王”的首领产生办法。这种首领产生办法,尽管不够公正,弊病非常明显,但对组织本群原始人的劳动生产和生活秩序,抵抗外来族群侵犯,有其积极的一面。
经过漫长的岁月,一些原始人群因为有好的首领,获得了发展壮大;另一些原始人群却因首领的无能或贪婪,衰落甚至灭亡了。这使原始人逐渐明白了选择身强力壮、办事公正的首领的重要性。大约到5万年前,中国的原始人群进入了氏族公社时期。在氏族公社前期,首领由德高望重、深受大家信任的年长妇女担任,所以当时称为母系氏族社会。在母系氏族社会里,首领由全体氏族成员直接选举产生,从而使“选贤与能”有了可能。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大约到1万年前,原始社会进入它的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婚姻制度也由过去的群婚、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过渡,从而结束了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时代,使私有制的产生成为可能。此时,男子已成为劳动的主力,首领开始由男子担任,从此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时期。这时,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多大小不等的部落和由若干个部落组成的氏族联盟,即方国。氏族联盟的军事贵族掌握了氏族的财富分配权和军事统率权。他们为了世世代代享有财富和权力,逐渐废除了首领公选的办法,从而出现了由军事贵族集团世袭首领的现象。如果说当时尚有“选贤与能”的残留,那么这种选举只局限于军事贵族集团内部,与一般氏族成员已经无缘。
大约到距今5000年前后的黄帝时代,这种首领由少数军事贵族子孙和姻亲世袭的做法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据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记载,黄帝乃少典之子,黄帝本人就出身于氏族联盟长的家庭。黄帝死后,氏族联盟长的职位由其孙颛顼继任。颛顼死后,由黄帝曾孙帝喾继任。帝喾死后,由其子帝尧继任。至于后来的所谓尧舜禹“禅让”,要么是一种特殊情况下“选贤与能”的回光返照,要么是攘夺所至。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只是先秦诸儒对远古时代选举办法的一种憧憬而已。 [2]
在首领公选时期,部落首领和部落联盟长虽只有一人,但他们的助手却有多人,分别负责军事、刑罚、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教育、礼仪、水利等工作。随着部落首领权力的增强,这些人的职务逐渐由公选改为由首领任命。如被舜任命的助手有22人之多。其中皋陶负责刑罚,伯夷负责礼仪,垂负责工程,伯益负责垦荒,弃负责农业,契负责行政,龙负责接待外宾,禹负责治水。当然,这里的任命并不排除有氏族元老“四岳”推荐的因素,而且这些助手很可能都是黄帝一系的子孙。到禹在位时,情况更是如此。
禹获取部落联盟首领的职位后,依靠治水的功绩,加强了自己的权力和威望,建立了国号叫“夏后”的国家。他既保持着原始社会部落联盟首领的某些特征,又有了阶级社会中专制君主的权威,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人物,并开始有了王的称号。曾经与禹同为舜手下的伯益,也是一个氏族贵族(颛顼外甥),此人工作出色,治水功劳仅次于禹,在当时也握有一定权力。而禹的儿子启,却是一个默默无闻、无所作为的人。如果确实存在着禅让制,伯益完全有可能继承禹位,对此,禹、伯益两人都心知肚明。所以到禹年老时,他口头上虽表示要让伯益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实际上却积极扶植儿子启的势力。当禹死后,启的力量已超过了伯益,他与伯益展开了一场争夺王位的战争,并杀死了伯益,登上王位。《竹书纪年》说:“益干启位,启杀之。”这短短的七个字,反映了当时已经实行世袭制的事实,所以认为是伯益而不是启为企图夺取王位之人。从此以后,王权世袭正式确立,“家天下”完全代替了“公天下”。原始氏族公社联盟中的大小领导职位,也由选举而变为世袭,这便顺理成章地产生了世卿世禄制这一选举制度。
二、夏、商、西周的选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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