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学信
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其社会地位、精神风貌都表现出与宋前士大夫阶层许多不同的特质,这固然与宋代的社会环境有关,但亦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正是伴随着宋代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发展、细密周全,一个在政治地位整体面貌与观念方面有别于宋前的文人士大夫阶层迅速崛起。本文试图从科举制度这一侧面考察一下这个问题。
一、科举制度与宋代“皇权—士大夫”体制的确立
“士大夫”这一概念,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常出现,而在史籍中广泛记载和使用,则是在秦汉时期。士大夫这一概念的含义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区别。秦汉士大夫概念大致是士人—官僚的泛称,这是从其主体而言的。但就当时从皇帝的诏书、大臣的奏疏到一般典籍的记载看,士大夫的具体含义有时指社会的名士一类,有时则指社会的名流和官僚。 [1]因而这一时期(可以说一直到隋唐以前)的士大夫,还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士人与官僚的结合体,换句话讲,还不能将其一概称为入仕的知识分子,或是文人官僚的专义语。
以历史断代而言,士与官僚的真正合流是在隋唐之际才正式开始的。肇端于隋确立于唐的“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科举选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世族门阀垄断仕途官场的旧制,为广大知识分子(士)开辟了仕进之路。从这时起,士人只要科举及第,就初步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因而科举制的推行,是士阶层与封建专制政治彻底合流的标志,中国古代士人亦正是通过科举入仕为官的这一人生道路,实现了自身的官僚化。从此,“士大夫”一词,亦就成了官僚的代义语。
对于士阶层而言,由士而仕,投身宦海,进而参与政治是其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如何把士人作为行政官员最大限度地纳入政权机构,以维护和建立一定的社会秩序,保障封建王朝政治的正常运作,则是他们思虑的主要问题,二者是不相矛盾的。隋唐实行的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二者的夙愿得以实现,古代中国的政体建设亦由此走向进一步的成熟,它使汉武帝时代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契机而出现的“皇权—士大夫”体制之雏形进一步明朗。但是,由于唐代的科举制度还处于确立阶段,制度本身还未完善,科举取士的人数与应举者的比例尚相差悬殊。因此,由科举入仕的文人官僚在整个官僚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换言之,到唐代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士大夫”政治体制还未在真正意义上确立起来。
宋代是我国封建文明走向成熟时期,各项制度和建设进一步发展、完善。宋朝建立后,为了防范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重演,采取了抑制武将、加强皇权的重大举措。与抑制武将的措施相对应,宋朝统治者又采取了崇儒礼士、重用文臣的基本国策,大力扶持文人入仕,以充斥国家各级政府机构。宋朝选用文人入仕的主要途径,就是发展了唐代的科举制度,扩大了科举取士的数额,进一步抬高了科举选官的地位,并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其基本宗旨是防止世家权贵对科举的垄断,力求达到平等取士,公平竞争。通过变革,削弱了门第血统关系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扩大了寒俊及第仕进的机会,使宋代的科举制度在形式上实现了最大的公平与客观。
科举是宋代官员的主要来源,大批文彦学士正是通过这个途径,跻身于统治阶级行列,成为各级官僚,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追求。宋代由于科举制度的发达,加上重文政策的推行,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几乎都由文臣担任。恰如宋人蔡襄所言:“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辞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2]据海外学者李弘祺先生统计,在宋代全体文官14860人中,前30年科举及第的官员为7833人,占总数的52.71%。 [3]显然,在宋代的官僚统治机构中,通过科举入仕的士大夫占明显优势。
经科举之途,宋代大批文彦学子入仕,实现了由士人向官僚的转化。这个由科举入仕的士大夫阶层,在宋代的专制政权中,无疑是官僚队伍的主体,他们与皇权相结合,共同维系着封建国家的政治运行。可以说,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把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并且使从汉代出现的、延续了一千余年的“皇权—士大夫”体制最终得以确立起来。
二、科举制度与宋代士大夫阶层群体意识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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