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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与宋代士大夫阶层

由科举入仕的士大夫阶层是地主阶级的精英分子和领袖集团。从其角色构成看,它大体包括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门第的上层士大夫和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中下层文人士大夫。与唐代相比,士大夫阶层的角色构成是有明显差别的。如前所讲,唐代虽是科举制度发展阶段,但取士人数很少,并且,由于科举考试为上层社会所控制,因而出身低微的寒士,很难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集团,寒士阶层中的大量有识之士,仍旧被排斥在政权之外。由于士族门阀的残余影响,那些由科举入仕的部分寒族,在跻身统治阶级行列后,也很快变成了新士族,他们无须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是否稳固而担忧。这种情况,就很难激发他们在政治上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尽管在唐代士大夫当中,亦不乏诸如陈子昂、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等以天下的治平为己任的文人士大夫,但从整体上考察,唐代士大夫还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形成一种社会群体意识。

到了宋代,情形就不大一样了。宋代科举制度由于采取了一系列限制世家权贵垄断科举的措施,实行公平竞争,平等取士,有利于寒士的上升。加之科举取士数额的扩大,因此在宋之政权中,出身于中下层的文人士大夫足以与上层士大夫相抗衡。据陈义彦先生统计,《宋史》有传的1953人中,两宋平民或低品官出身而入仕者占55.12%。 [4]这说明在宋代士大夫阶层的角色构成中,中小地主及平民出身的中下层士大夫已占据了重要地位。宋代士大夫各个阶层统治地位的巩固,就使得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与王朝的利益,即国家社会的利益从根本上取得了一致,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参政后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另外在宋代,随着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削弱,封建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土地买卖的频繁,出现了“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 [5]的趋势,因此在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出现了比较频繁的升降沉浮现象,其政治、经济地位是极不稳固的。这也使得入仕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不能不首先关心王朝利益,不能不把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和阶层利益之后。上述这两种情况的结合,就产生了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群体性意识。

宋代士大夫阶层的群体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评判历史,议论时事,积极干预政治。

经科举入仕的宋代士大夫们,参政议政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以主人翁的心态,积极上书言事,评判历史,干预政治。“言政教之渊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举凡国家大事,都要发表意见,“罄而陈之” [6],以期使朝廷无过,生灵无怨,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愿。在士大夫议政的浪潮中,士大夫阶层的群体性活动亦逐渐形成。如明道二年,范仲淹、孔道辅等率台谏官员十余人“伏阁争之”,力谏皇后不当废,并将“留百官揖宰相廷争” [7]。景祐三年,范仲淹因发动对权相吕夷简的斗争而被贬职出京,更是在士大夫阶层中激起巨大反响,一时间士大夫纷纷挺身而出,上书论救,支持范仲淹。正如吕祖谦所论:“至范仲淹空一时所谓贤者而争之,天下议论相因而起。” [8]不仅如此,宋代士大夫们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从宋代立国起,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王禹偁、包拯、范仲淹、苏轼、陈亮、朱熹、叶适、文天祥等一大批士大夫都提出了许多要求改革的政治主张,要求朝廷上图继承儒家传统,下图富国强兵,实施变革。特别在北宋,改革一直成为当时一大批士大夫的共同愿望,因之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富有改革意识的政治集团,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便是由中下阶层士大夫形成的改革力量所共同推动的两次著名的政治实践。它凸显了掌权之后的宋代士大夫阶层,对社会及阶层利益的关怀,是士大夫阶层群体自觉意识的鲜明反映。

第二,“朋党”意识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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