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夏代到商代中期,王位的传位方式除父死子袭以外,还辅之以兄终弟及。我们只要统计一下《史记》的记载,就可以知道:自成汤至纣,31位王中,以弟继兄的有14人,以叔传侄的有4人,以父传位于子的有12人。所以商人祀其先王,兄弟同礼。说明每一个子弟,不管是哪一个妻妾所生,地位都一样,叔伯染指王位的现象也十分普遍。结果,经常发生诸弟之间、伯叔侄之间争夺王位的内乱,从而削弱了统治力量。到了商朝后期,从康丁到帝辛,王位继承制有了某种变化,即只传子不再传弟,但这个子是长子还是幼子尚无明确规定。至于大臣,则基本上都是世袭的。
大约在公元前1046年,西方的一个小国周,灭亡了商朝,建立西周。在西周建立后的第四年(前1043),周武王死,周武王的嫡长子成王诵继位,从此,王位继承开始固定由嫡长子继承,各诸侯国和大夫,也同时实行嫡长子继承。西周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以后,从而建立了天子—诸侯—大夫—士的一整套封建宗法制度。这种依靠血缘关系世世代代获得王位,获得官职、封土和爵位的世卿世禄制度,从夏、商到西周,实行了大约1300年,直到东周(前770—前256),它才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选举制度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王室衰微,大国争霸,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迫切需要招徕人才。可是,原来的世卿世禄制度不能完全适应大国争霸的形势。尽管各诸侯国里的旧势力依然抱住这种制度不放,但作为这些国家里的国君,为了国家的强大,不得不任用有能力的新人,世卿世禄制度已不能适应对人才的需要。
与此同时,在诸侯国内部也出现了“地震”。一些卿、大夫的力量日益强大,他们或擅权,使国君成了傀儡,或相互兼并,甚至建立独立的小国。一些有才能的读书人即士,他们在帮助卿、大夫出谋划策中起了很大作用,有的还当上了卿、大夫的家宰、邑宰,与卿、大夫的关系更加密切。这样,宗法上的血缘关系随之淡薄,士只要有才能,即使与国君、卿、大夫没有血缘关系,也开始受到重用。士的崛起,冲破了世卿世禄制,他们在一个诸侯国内可以当官,也可能丢官,当官时得俸禄,丢官时就没有俸禄,俸禄也从过去的食邑改成食物。如孔子在鲁国当了官(司寇摄相事),又丢了官;子路当了季氏的官,又跑到卫国去做官。孔子在鲁国得年俸粟六万石,到卫国后同样得到六万石的年俸。
春秋时期的人才选拔做得比较好,因而取得成功的例子,当推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秦穆公任用百里奚为相。前者原是齐桓公的政敌,后者则是秦国用五张羊皮换来的楚国奴隶,百里奚因此也被后人称为“五羖大夫”,实际上都是才能出众的士。在他们的有力辅佐下,齐、秦两国迅速强大起来,先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其他诸侯国的用人,大致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进入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竞争越趋激烈,统治者对人才更加渴望,在秦国,出现了军功制,以杀敌多少、战争胜负作为爵位高低和授予官职大小的标准。同时以“礼贤下士”的姿态招揽人才,成为一时风气,养士制和客卿制得到普遍推广。
战国时期的士,成分十分复杂,从具有博大精深的学问和治国平天下本领的人到鸡鸣狗盗之徒都有。这些食客的特点是“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 [3]。
从其他诸侯国引进的门客,根据才能大小,出任卿到各类官职,这样的官员称客卿。从现有史料来看,当时七国都有客卿,但以秦国的客卿招徕最为活跃。秦自惠文王十年(前328)以后,出现了以客卿入仕的高潮,这既是秦与其他各国进行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需要,也是秦国没有受到西周宗法制的约束,举用外来之人遭到阻力较小的缘故。
当时,秦选拔的高级官员多来自客卿。以秦相一职为例,在22名秦相中,有15人是客卿出身,另有6人也可能是客卿。商鞅(约前390—前338)入秦的时间更早,不过他是左庶长,不是相。南宋学者洪迈曾谓:“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如齐之田忌、田婴、田文,韩之公仲、公叔,赵之奉阳、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为相。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 [4]
在秦国的诸多客卿中,对秦国强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商鞅。他所领导的变法运动,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和社会风俗,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其中废除世卿世禄,奖励军功,就是对选举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其为变法的顺利推行,提供了人事上的保证,意义特别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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