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武举与武学
方震华
一、前言
宋代君臣在国家发展上特重文治,提倡学术和教育,以科举制度选拔文官,导致读书、应举成为社会风尚,促成儒学和文学的蓬勃发展,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在此趋势下,文士掌控了政府,进一步将他们对读书的信念向“文”以外的领域来扩展。军事事务攸关国运兴衰,正是文士意图掌控的目标,武举的常规化与武学的设立就是文士将读书和科考的理念应用于军事的具体成果。
武学与武举在宋代成为经常性举办的制度,并为后来的王朝所仿效。金人在占领中原后即设立武举;明、清两代,皆依宋的规制,设立武学与武举。 [1]由此可见,在中国武官选任与军事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宋代居于关键地位。现代学者讨论宋代武举和武学制度内容与实施成效,一致指出武学与武举在宋代始终未能发挥培养或选拔将才的功能,反映出宋代在武官诠选上的缺陷。 [2]这样的结论与宋人对这两项制度的诸多批判是吻合的。但是,这并无法解释为何这两个未能发挥应有功能的制度,却一直存在,直到南宋灭亡。尤其是“诸科”和“明法”在北宋后期相继被废除后,武举成为进士科之外唯一每三年举行的考试。显然,武举与武学的存在不只是应付现实的军事需求,还有更多的意义值得探究。
文士应用本身的价值观念,以读书和笔试来培养和选拔将帅,不仅是宋代军政上的重要变革,也牵涉到文士对军事人才的构想,以及在崇尚文治与儒学的潮流中,军事知识和技能如何定位的问题。本文从探讨文士对将帅素养的要求出发,分析武举与武学的成立背景与运作实况,以期完整理解这两项制度在宋代产生的影响及其代表的文化意涵。
二、智谋之将──武举的理论基础
透过考试来选拔武官始于唐代,测验内容以武技为主,应试者要展现的是其在兵器使用上的能力。 [3]唐代灭亡,武举也随之消失,直到宋真宗(968—1022)(997—1022在位)时期,才出现要求恢复的声浪。在武举消失约一百年之后,宋代文臣重新加以倡议,不仅是因为宋朝需要优秀的将帅,更是因为他们对于武官的素养有了新的看法。
宋太祖(927—976)(960—976在位)和太宗(939—997)(976—997在位)特别重视读书对于治国的重要性,任用知书之士主持朝政 [4],重视书本知识的理念更进一步影响到军事领域。宋太宗认为书本知识为将领统兵的基础,曾召集北边诸将,授以亲自书写的《六韬兵法》,要他们勤加研读,作为用兵作战的准则。 [5]对于个别武官,太宗也劝他们读书。例如:太平兴国八年(983),太宗以枢密副使王显(?—1007)素寡学问,特别赐予《军戒》三篇,要他好好研读。 [6]基于这样的信念,雍熙北伐失利后,太宗将一批文官改换武阶,派任边区要职,希望知书的文士能取代表现不佳的职业军人。但是,这个政策并未产生实际的功效,因而没有继续下去。 [7]
雍熙北伐后宋军在作战中持续表现拙劣,使文官振振有词地批判武官的缺失。真宗即位后,任用知书将领的呼声日益高涨。咸平元年(998),右正言孙何(961—1004)上奏请用“儒将”。他指出古代的将帅多是由儒者出任,但五代以来文、武官形成对立的集团,文官不习军事,造成武人独揽兵权,外患也因此不能消除。皇帝应委任文臣统兵,并给予全权而不干涉,才能解决边防问题。 [8]次年,右正言赵安仁(957—1018)也提出类似的主张:
当今士卒素练而其数甚广,用之边方,立功至少,诚由主将之无智略也。岂非有一夫之勇者,不足以为万人之敌乎?昔郄縠将中军,敦“诗”、“书”,说“礼”、“乐”;杜预平吴,马上治“春秋”。盖儒学之将,则洞究存亡,深知成败,求之当今,亦代不乏贤。太祖、太宗亲选天下士,今布在中外,不啻数千人,其闲知兵法可为将者,固有之矣。若选而用之,则总戎训旅,安边制敌,不犹愈于有一夫之勇者乎?况其识君臣父子之道,知忠孝弟顺之理,与夫不知书者,固亦异矣。 [9]
赵安仁强调宋军的弱点在于将领只有“一夫之勇”,欠缺知识和谋略;儒者熟读经典,熟知作战胜败之道,军事上的表现将胜过只有勇力的武人。加上儒士具有道德素养,懂得事君之道,更值得君主交付予兵权。显然,宋代文士对于良将的素养有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优秀的将帅必须具备知识和谋略,只有匹夫之勇,善于骑射的“斗将”并不足以担负统兵重任。 [10]
既然要求将领的素养应着重于“智略”而非“勇武”,就需要异于过去的选举办法,以发掘真正的将才。因此,赵安仁在前述奏章中提议在科举考试中设立“军谋宏远、武艺绝伦科”,以拔擢优良的将帅。咸平年间(998—1003),真宗曾两度要朝臣讨论设置武举,但并未真正建立制度。 [11]仁宗(1010—1063)(1022—1063在位)继立后,文士忧心军事人才不足,提倡武举的呼声持续不断。如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989—1052)在所上的《时务书》中提倡恢复唐代的武举,以拔擢民间的勇壮之士。 [12]至天圣七年,仁宗下令复行制举,共设六种科目,以召试优秀的京、朝官,对通过者给予不次拔擢。六科之中的“识洞韬略、运筹决胜科”及“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即为录取军事人才而设。 [13]同时又下诏设置武举:
仁宗天圣七年闰二月二十三日诏置武举。应三班使臣、诸色选人及虽未食禄,实有行止,不曾犯赃及私罪情轻者,文、武官子弟别无负犯者,如实有军谋、武艺,并许于尚书兵部投状,乞应上件科,先录所业军机策论伍首上本部。其未食禄人,召命官三人委保行止,委主判官看详所业,阅视人材,审验行止,试一石力弓平射,或七斗力弓马射,委实精熟者。在外即本州长史(当作吏)看详所业,阅视人材、行止、弓马,如可与试,即附递文卷上兵部,委主判官看详,如委实堪召试,即具名闻奏。 [14]
根据诏书内容,武举招考的对象为基层官僚(选人和三班使臣)及平民,显然是为了与制举中的“识洞韬略、运筹决胜科”及“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相配合。制举中的两科从中、高阶官员(京、朝官)中选拔将帅,武举则自低阶官员及平民中求材。武举的考试方式是先审核应试者的策论,再测验弓马,通过兵部的初试,再由皇帝亲自考试。 [15]应试者必须先通过策论的审核,才得以测试弓、马等武艺,显示出对于策论的重视,用意在评量应试者的谋略之学。至于武艺的测验,只有挽弓与使马两项,与唐代武举的考试内容相比,不仅项目太少,及格的标准也较低。 [16]
不过,武举和制举的设立并未化解文官对将才缺乏的忧心,在他们看来,只有选拔规定却缺少培育军事人才之法,仍然无法解决问题。富弼(1004—1083)在景祐元年(1034)上书仁宗,指当时的国家情势是“文既富矣,武未甚备”,一旦发生内乱或外患,都将导致极大的危机。他强调制举中的武科或武举取士都无法录取到人才,由于当时“重文雅而轻武节”的风气,参与制举的现任官员无意于武职,制举的武科根本无人应考;而武举测验射箭与骑术的做法,只能挑选出优秀的士卒,也难以吸引才德之士。既然现有的制度并无用处,解决之道在于政府在平时必须逐步培养军事人才,使国家能有足够的将帅随时应付变局,富弼因而提议设置武学:
宜于太公庙建置武学,许文、武官与白身岁得入补,聚自古兵书置于学中,纵其讨习,勿复禁止。……夫习武者读太公、孙、吴、穰苴之术,亦犹儒者治五经,舍之则大本去矣。……亦命杂读史传,令博知古今胜败之势,以辅助兵术。……兵术既精,史传既博,然后中年一校,三岁大比,当杂问兵术、史传之策,才者出试之,不才者尚许在学,是国家常有良将布于四方。 [17]
富弼显然是将儒学的教育模式应用于所倡议的武学。文科学校与孔庙结合,武学则设于太公庙内;文士之学根基于五经,武士之学则以太公、孙子等人的作品为根本。仁宗时期的另一位名儒李觏也说:“将之有兵法,犹儒之有六经也。” [18]李、富两人都是以儒者读经书的模式来推论兵书教育对将帅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构想下,武学教育是以兵书为理论基础,而以史书作为实际范例,使学生兼具理论与实务知识。
仁宗并没有立即采纳富弼的构想,但是,他同样认为统兵能力的培养来自读书。等到宝元元年(1038)西夏李元昊(1003—1048)(1038—1048在位)称帝起兵,屡败宋军,仁宗认为将领们不学无术是导致军事挫败的主因。为求整顿军备,仁宗于康定元年(1040)下令编辑《武经总要》,书成之后,亲自撰写序文。这篇序文说明了编纂此书的背景和目的:
昨藩臣阻命,王师出伐,深惟将帅之重,恐鲜古今之学。命天章阁待制曾公亮等同加编定,虑汎览之难究,欲宏纲毕举,俾夫善将出抗强敌,每画筹策,悉见规模。 [19]
可见仁宗对此书的寄望甚深,认为其内容包含古今兵学的精义,可供前线将领做决策时参考。太宗固然已强调读书对用兵的重要性,但编辑百科全书式的兵书,并且认为作战的策略皆可从其中得到范例,却是仁宗新提出的观念,可说是进一步确立了读书在军事上的必要性。此外,此书以“武经”为名,更是将兵书的价值提高至近似儒家经典的地位,使兵学与儒学呈现对等的态势。在此趋势下,于既有教授儒学的学校之外,另设武学的构想,乃能实现。
对西夏战事的连番失利直接促成武学的设立。基于对将才的渴望,庆历二年(1042)十二月,仁宗下令朝臣荐举适任武学教授的文、武官各一名。次年五月,正式宣布设武学于太公庙,以太常丞阮逸为武学教授。 [20]不过,武学立刻面临理论上的质疑及实际上的困难。批评者指出,古代名将如诸葛亮(181—234)、羊祜(221—278)、杜预(222—285)、裴度(765—839)等人并非只读兵家的著作,因此设置专教兵书的武学并无意义。 [21]更严重的问题是武学成立后无人入学就读,以致无法运作。范仲淹因此上奏:“臣窃闻国家置武学以来,苦未有人习艺,或恐英豪隐晦,耻就学生之列。倘久设此学,无人可教,则虑外人窥觇,谓无英材,于体非便。” [22]可见在一个长期习惯于儒学教育的社会中,仓促设立武学,又无具体奖励办法,很难吸引学生。长此以往,有名而无实的武学反而可能成为损害国威的笑柄。在这种不利的情势下,武学尚未开始授课,即在宣布成立的三个月后遭到罢废。朝廷接受范仲淹的意见,改任阮逸为国子监丞,规定愿意研读兵书的学生,可于国子监中学习。 [23]这样的命令既缺乏对教学内容的详细规定,又未明确指出习兵书者未来的出路,并无法对军事教育产生实效。数月之后,知名的教育家胡瑗以其所撰《武学规矩》上呈仁宗,请求再设武学。胡瑗主张武学以《论语》及《孙子》为主要的教材,兼顾培养学生的德行与谋略。这样的意见颇有融和儒学与兵学的意涵,但未被朝廷接受。 [24]
武学仅是昙花一现,武举的执行成效也与其原先设计有很大的差距。宝元二年(1039),距武举的首次办理不过十年,苏绅即质疑:
汉制边防有警,左右之臣,皆将帅也。唐室文臣,自员外郎、郎中以上,出为刺史、团练、防御、观察、节度等,皆是养将帅之道,岂尝限以文武?比年试武举,所得人不过授以三班官,使之监临,欲图其建功立事,何可得也? [25]
所谓“监临”,是指担任监当官,负责专卖或管理场库的工作。武举中第者被任命为层级低下的三班官,又常被派任监当工作,对于军事毫无助益。大概是受到这篇奏疏的影响,宋廷于次年下令武举中第者不得担任监当官,一律派任边区或捉贼的差遣。 [26]但是,这只能在形式上使武举进士从事军事工作,仍无法改变武举进士官位太低,不能成为将帅的问题。其实,这种困境的产生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武举。就制度设计而言,选拔高级武官的功能理应由制举中的武科来承担。因为制举是从现有的中、高阶官 员中寻找娴熟军事者,才能立即以他们为将帅,这正是苏绅所举汉、唐时期的先例。但是,汉、唐能实施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当时文、武官尚未分途,宋代的情况却大为不同。由于文官的权力和地位远在武官之上,文士对于出任军职兴致缺乏。因此,参加制举的官员都不愿投考军事相关科目,根本无法藉此取得堪任将帅的人才。 [27]在仅有武举运作的情况下,录取者绝大多数是平民,当然不能立即授予高官,而须从基层的武阶官做起。这便使得武举偏离了倡议者选拔将帅的原意。
武举的实施无法符合原先的期待,却逐渐受到科举参与者的欢迎。虽然参与武举并不受到尊重 [28],录取后也仅被授予低阶武官,但对于受挫于文举的考生,武举终究提供了另一条入仕途径。原本准备文科考试的举子发现,改试武举并不算太困难,因为策论本为文举的项目之一,武艺测验的要求又不高,容易过关。于是,程度较差,考文举无望的士人就成为武举考生的主体。在朝廷看来,这种做法等于投机,有违设立武举的本意,乃在景祐元年下诏,禁止进士、诸科解试落第者投考武举。 [29]但是,进士等科的解试是在各州举行,报考武举者却是在京城直接向兵部投状,要想确实查核重复报考者有实际上的困难,以致这样的规定难收实效。朝廷对于士人改习兵书的风气日益感到忧虑,随着西夏战事于庆历四年(1044)结束,将才需求的压力降低,仁宗乃在皇祐元年(1049)九月下诏废止武举:
国家采唐室之旧,建立武科,每随方闻之诏,并举勇略之士,条格之设,岁序已深。然而时各有宜,今异于古。尺籍之众,既以其技 力自奋于行伍之间;武弁之流,又用其韬钤自进于军旅之任,来应兹选,殆稀其人。如闻所隶习者率逢掖诸生、编户年少,以至舍学业而事筹策,矫温淳而务粗猛,纷然相效,为之愈多。朕方恢隆文风,敦厚俗尚,一失其本,恐陷末流。宜罢试于兵谋,俾专由于儒术。 [30]
所谓“方闻之诏”指的是征求制举的诏书,说明了武举虽然配合制举的办理而行之有年,但一般的士兵和武官仍是靠军功来凸显才能,求取官位,极少参与武举。反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读书人舍弃经书,改习兵法,踊跃投考。为了维持士人钻研儒学的热忱,武举乃被废除。
三、废而复立──武举与武学的演变
武举与武学皆在仁宗朝经历了设置和废除的过程,宋军缺乏将才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文士也并未因此而改变以读书、笔试来选拔良将的理念。所以,要求恢复武举的呼声很快出现。例如苏辙(1039—1112)在进策中批判废武举的决定:
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废天下之武举。彼其见天下之方然,则摧沮退缩而无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孙之家往往转而从进士矣。故臣欲复武举,重武臣,而天子时亦亲试之以骑射,以观其能否而为之赏罚,如唐贞观之故事。虽未足以尽天下之奇才,要以使之知上意之所悦,有以自重而争尽其力,则夫将帅之士,可以渐见矣。 [31]
苏辙承认通过武举的方式未必真能发掘将才,但是这项制度的意义在于显示统治者对于军事人才的重视,提高“武”的价值,使武官得到应有的尊重。否则天下人皆报考进士科,军事人才如何可得?
苏洵(1009—1066)在嘉祐三年(1058)上书仁宗,也批评朝廷在用兵之际创设武举,边事缓和后即将其废除,实为缺乏远见的做法,并进一步提出自己对武举制度的构想:
臣愚以为可复武举,而为之新制,以革其旧弊。且昔之所谓武举者盖疏矣,其以弓马得者,不过挽强引重,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试者,亦皆记录章句,区区无用之学。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众;而待之又甚轻,其第下者不免于隶役。……宜因贡士之岁,使两制各得举其所闻,有司试其可者,而陛下亲策之。权略之外,便于弓马,可以出入险阻,勇而有谋者,不过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试以守边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举,陛下欲得将相,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岂无一二?斯亦足矣。 [32]
在苏洵看来,武举的功能在于选拔将帅,而非下级武官,旧有的武举取人太多,授予的职位却太低,以致中举者并无法担任将领之职。由于将帅这样高阶职位的数量不需太多,应以荐举的方式办理,由大臣推荐几位具有谋略之人即可,而中选者须立即派任统兵要职,以便其一展长才。苏洵对于武举的主张固然切合选拔将才的原意,但他期待透过官员推荐和考试立即得到优秀的将帅人选,未免忽略了统领大军的人才必须逐步养成的现实。此外,以荐举的方式选派军职也有实际上的困难。早在真宗咸平年间,朝廷希望以荐举现任官员的方式拔擢将才,田锡(940—1003)即认为不可行,因为“朝臣中武勇者少,设使有武勇,多不愿在武职” [33]。咸平时期武官的地位尚高,荐举将帅已难以进行,何况在仁宗时代。由于武官地位日益低落,设法将政敌改换武阶,已成为仁宗朝文官进行权力斗争 所采行的手段。 [34]在此情况下,武举采行荐举的方式恐将引起官员竞相推荐自己厌恶的官员。也许是因为苏洵的主张不切实际,仁宗并未采纳,直到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去世,武举都未恢复。
不过,仁宗死后,情势很快发生变化。嘉祐八年五月,素来重视军事教育的富弼被任命为枢密使。 [35]五个月之后,枢密院即建请恢复武举,提出的理由是:
文、武二选,所关治乱,不可阙一,与其任用不学无术之人,临时不知应变,以挠师律;不若素习韬略,颇娴义训之士,缓急驱策,可以折冲。况今朝廷所用武人,稍有声称者多由武举而得,则此举不可废罢明矣。 [36]
由此可见,武官毕竟是政府中不可或缺的成员,既然“学术”被视为将才必备的要素,政府势必在选官制度上有所设计,以落实此一理念。经过长达一年的讨论,新的武举终告确立。 [37]武举成为常举中的一科,固定每三年举办一次,官员、平民皆可报考。考试项目仍为武艺与兵学,兵学的测验方式是:“以大义为本,参之策问,与明经、进士不甚相远。” [38]具体的内容则是:
如明经之制,于太公韬略、孙、吴、司马诸兵法,及经、史言兵事者,设为问目,以能用己意或引前人注释,辞明理畅,及因所问自陈方略可施行者为通。 [39]
由此可见,武举在笔试部分的测验方式实与文科考试类似,只是考试范围由儒家经典改成兵家的著作。每次考试录取的名额在英宗时期并未确定,至神宗(1048—1085)(1067—1085在位)熙宁六年(1073),规定以三十人为上限,每次参加省试的举子则以二百人为限。 [40]如此一来,武举成为平民入仕的一种管道,但苏洵所指“取人太多,待之甚轻”的问题仍未解决。
武举从治平二年起定期举行,武学的恢复则较慢,直到神宗即位,特别重视军事之学,重建武学之议才被提出。有鉴于仁宗时期仓促兴学的失败经验,神宗君臣对武学进行较完整的规划。有意就读的学生先考试弓马,合乎标准者才得以入学就读。教学重点在于各家兵法、前代用兵成败及“忠义之节”。 [41]神宗对兵法具有极高的兴趣,下令文臣将古代兵书:《孙子》、《吴子》、《黄石公三略》、《六韬》、《尉缭子》、《司马法》和《李卫公问对》合编成《七书》,号称“武经”,作为武学的教材。 [42]由此可见,武学教育的内容仍是依照富弼的意见,以兵书与史书为主轴。至于武艺,虽然是学生入学及日后升等考试的项目,却不在学校教授的范围之内。习业满三年的学生可参加考试,除少数特优者直接授予军职外,其余成绩优异者则取得免武举省试或解试的优待,故武学生主要的出路是取得参加武举的资格。 [43]所以,武学是与武举相互配合,共同担负选拔低阶武官的功能。
如同仁宗时代,武学的设立引起反对声浪。谏官张璪主张:“古之太学,舞干习射,受成献功,莫不在焉。文武之才,皆自此出,未闻偏习其一者也。请无问文武之士,一养于太学。” [44]这是根据文武合一的传统理想,认为军事教育应包含于文科教育之内,政府不须单独成立武学,只要改革太学的教学内容,使其达到文武兼备即可。更强烈的批判来自刘敞(1019—1068),他写信给参与筹设武学的吴充(1021—1087),对此一政策大加挞罚:
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化者,峨冠缝掖之人,居则有序。其术,诗书礼乐;其志,文行忠信。是以无鄙倍之色,斗争之声。……曾未闻夫武学之制也。……夫战国之时,天下竞于驰骛,于是乎有纵横之师,技击之学,以相残也。虽私议巷说,有司不及,然风俗由是以薄,祸乱犹是以长,学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忧而辨也,若之何其效之?且昔先王务教冑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无四夷之患,诚恐示民以佻也。今既示之佻矣,道其已乎! [45]
对刘敞而言,儒家之学着重于道德,与重视勇力、诡诈的军事之学根本不兼容。政府设置学校在于实践儒家之道,提倡兵学将根本违背此一目的。即使国家承受外患压力,军事仍不应成为官学教育中的一环。所以,对刘敞而言,学校教育的本质是“文”,根本不应有“武”的成分存在。
在国家礼制及选才制度上,“武”是否应取得与“文”对等的地位?这个问题在唐代设立武举与武庙时,即引起文官与武将间激烈的争议。 [46]宋代政府在武举和武庙之外又成立武学,提升了“武”的地位,再度激起部分文士的反感。由此可见,提倡武学的文官,原本是希望将“文”的理念用于“武”的领域,主导军事人才的培育,提升“文”的价值。但是,设置专门的武学,却使得“文”在官办教育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受到削弱,等于是承认在“文”之外另有“武”的学术体系,因而激发一批文士出面捍卫“文”的崇高地位。
统治菁英应同时具备文、武两方面的素养是儒家的传统观念。但在现实层面上,“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官员在唐代中叶以后已消失殆尽,文官、武将早已各分轸域,形成独立的团体,武将罕读诗书,文官也对统兵实务相当生疏。 [47]倡议武学的文士期待改变这样的现象,以培养知书达理,才兼文武的武官为目标。若是全盘否定兵学教育的意义,不仅有悖于文武分途的现实,也切断了读书与统兵的关系,等于继续默认职业军人对军事职务的独占,将有碍文官全面掌控军事决策。因此,反对者的意见并未得到什么回响,武学仍然顺利运作。坚持文武合一教育理念的官员只能转而对武学教育的内容提出改进意见。例如:在哲宗(1077—1100)(1085—1100在位)时代,奉命检讨诸学条制的程颢(1032—1085)认为武学“所治经书有《三略》、《六韬》、《尉缭子》,鄙浅无取,今减去。却添入《孝经》、《论语》、《孟子》、《左氏传》言兵事” [48]。希望以儒家经典取代部分的兵家著作,使经学成为武学教育的一部分,让“武士”能接受文、武两方面的教育。不过,宋廷始终未将这类意见具体化为制度。
武举与武学的运作在“靖康之难”后中断。南宋初年的政府,在兵荒马乱之中,仅能断断续续地维持武举的进行。例如:建炎三年(1129),朝廷下令武举人试弓马于殿前司,试《七书》义及兵机策于淮南转运司;绍兴五年(1135)高宗(1107—1187)(1127—1162在位)亲试武举人,录取六人。 [49]外患的压力使部分文官寄望经由武举选拔将才,大力呼吁政府予以重视。例如:给事中黄唐传于绍兴三年主张将科举名额的三分之一划归武举,用以选拔武士。 [50]不过,这类意见未被采纳,在国家面临严重军事危机的时代,武举并没有变得更为兴盛。
直到绍兴十二年(1142),由于宋、金完成和议,国家恢复安定,武举的执行才回复到三年一次的传统。 [51]相对地,武学的恢复更为缓慢。绍兴十六年,高宗才下令临安府设置武学,主要的考量是:“国家设武选,所系非轻。今诸将子弟皆耻习弓马,求换文资,数年之后,将无人习武矣,岂可不劝诱之。” [52]可见,在当时以议和为基本国策的大环境中, [53]武职不再具有吸引力,高宗乃企图以设武学来提倡军事技能的研习。不过,执政的秦桧(1091—1155)并未真正执行这个命令。这可能是因为他顾忌武学所象征的“尚武”精神,有碍于自己的“偃武修文”政策。于是,武学的设立仅是虚有其名,直到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死,高宗才在次年再度要求官员重建武学:
(绍兴二十六年四月)己卯,执政进呈次,上曰:“昨因诣景灵宫朝献,见武学颓弊,亦全无士人。向宣谕宰臣,虽略修葺舍宇,至于养士,原未尝措置,已二年余矣。文武一道,今太学养士,已见就绪,而武学几废,恐有遗材。祖宗以来,武学养士,自有成法,可令礼、兵部速条具以闻。” [54]
由此可见,在秦桧当政时期,对于高宗几次复建武学的要求都是虚应故事。武学只是名义上的重建,虽曾对学舍略加整修,但根本没有学生于其中进行教学活动。临安武学的运作直到绍兴二十六年(1156)才真正开始,其规制仍沿袭北宋,分为上、内、外三舍,学生以一百人为额。教师则为武学博士及武学谕,以文臣或武举出身官员出任。 [55]宁宗(1168— 1224)(1194—1224在位)时,朝廷又有意扩大军事教育的规模。庆元五年(1199)曾下令各州州学置武士斋舍,派官考试武学生武艺,但这个命令并未真正实行。 [56]仅有少数州府,如台州,在当时曾短暂设立。 [57]官办的军事教育仍局限于京师的武学。
随着时间的进展,南宋参与武学与武举的人数持续增加。在绍兴年间武学初设时,愿意入学者很少,政府为填补名额,还下令武举落第者入学就读。但是,到了乾道元年(1165),距离武学开始授课不过九年,就因为申请入学的人数太多而要举办考试进行筛选。 [58]同样地,有意投考武举者愈来愈多,政府乃放宽对与试者的资格限制,由过去每位官员只准推荐一人应试,放宽到可推荐两人。如此一来,淳熙七年(1180)赴武举省试者增至七百多人,远远超过北宋时代二百人的限额。 [59]武举录取名额也随着参与者人数的增加而增加。绍兴二十四年以前每次仅录取五至七人,绍兴二十四年至三十年,录取额增至近二十人,至孝宗(1127—1194)(1162—1194在位)时期再增为四十余人。 [60]武学与武举日益受到士人欢迎的事实,也反映在时人肯定这两个制度的言论上。例如:南宋晚期,章如愚在记述武举的历史后,总结说:“有文学,有武学,养之于未用之先也;有文选,有武选,用之于既养之后也。然则科举之法,既有文举矣,乌可不可(当作有)武举乎?” [61]临安武学的《登科题名记》也说:“国家网罗隽彦,不局一途,凡儒学之士既教之、养之,而士之有武勇者亦封殖是务。” [62]都是主张文士与武士既已分化,又同为国家所需之人才,在选举制度与教育机构中,“武”应占有一席之地,为“勇武之士”安排仕进之路。
但是,即使在理论的层次上,武举与武学的存在有其必要性,而这两项制度如何在现实上达成选拔将才的目的,以符合设立的原意,则是另一回事,而这正是这两个制度引发激烈批评的地方,例如:苏洵指仁宗时期的武举“所得皆贪污无行之徒,豪杰之士耻不忍就” [63]。徽宗(1082—1135)(1100—1126在位)时,王洋(1087—1153)指武举“所得士尚皆龌龊,亡古名将风” [64]。理宗时,欧阳守道(1208—1272)批评:“至若武举设科,名非不美,然亦为文士假途。其号绝伦者,挽强引重,市井粗才。” [65]可见从北宋到南宋,质疑实施成效的声浪不断。武举的考试方式则被认为是直接导致成效不彰的主因,引发了许多争议。
四、策论与骑射──考试内容之争
弓马与策论是宋代武举考试的主要项目,至于两者所占的比重为何,在英宗时期曾规定:
以策略、武艺俱优者为优等,策优、艺平者为次优,艺优、策平者为次等,策、艺俱平者为末等。如策下、艺平或策平、艺下者并为不合格。……使如有策略虽下,而武艺绝伦者未得落下,别取旨。 [66]
由此可知,除了对少数武艺特优却不擅长策论的考生有特殊处置外,策论成绩的重要性高于武艺。订定这样的排序原则,自然是与武举选拔谋略之士的设计目的有关。事实上,武艺的重要性不仅较低,测验的内容也颇为简单。应试者只要“弓射一石一斗力,马射八斗力,各满不破体,及使马精熟”就达“艺优”的标准。 [67]所谓“破体”是指拉弓时“头偃”,故考生只要把弓完全拉满,再将箭射出,即算合格,至于射出之箭是否中靶则无关紧要。因此,所测验的仅是考生的膂力,而非使用弓箭的技巧与准度。 [68]但是,即便要求的标准不高,测验武艺仍受到许多质疑。基于对“智谋”的重视,批评者认为武技不应成为选拔将帅的项目,如苏舜钦在仁宗朝初设武举时上奏:
至如武举策试,兼之骑射。窃观诏旨,既令先进军机,后即陛试,是陛下取将帅材者也。反使张一弓,发数矢,是陛下校一夫之艺,取一人之敌也。夫欲练将才而取一夫之技,又何异考编钟堵磬而求郑卫之音?伏愿……武举者去骑射之末,而访以机略之大,则将帅之具鳞集矣。 [69]
认为武术只是“敌一人”之技,属于士卒的本领,与将帅之才无关。只须测试谋略之学,便可得将才。武举复设之后,熙宁三年(1070),翰林学士司马光(1019—1086)对武举省试先考弓马,及格后再试策论的做法提出批评:
奉职考试武举人,而法当先试弓马,若合格即试策。缘弓马者,选士卒之法,非所以求将帅者也。不幸而不能挽强驰突,则有策略将帅之才,不得预试,恐非朝廷建武举之意。况试弓马法,挽与把齐, 犹不应格。自今欲乞试策优并挽弓及把者,皆听就试。 [70]
和苏舜钦一样,司马光认为弓马是士卒的技能,而武举之设本为选拔懂谋略的将帅,武艺部分实无关紧要。因此,他要求降低弓马测验的标准,只要能“挽弓及把”,即不须将弓拉至全满,只要箭拉平于弓的中心后射出,即算合格,而让策论成为决定录取与否的关键。
苏舜钦等人的意见是希望将武举定位为选拔将帅的制度,这固然符合宋初提倡武举者的理念,却与武举的实际状况有所违背。自从武举开始运作,录取者皆被派任低阶武官,而非高级将帅。由于中举者主要是担任基层军职或在地方上维持治安,武艺是不可或缺的技能。另一方面,武举是为无法考文举的武士另设的出路,考试内容自然不能与文举一样,全凭笔试决定高下。因此,要求取消或降低武艺测验的意见一直未被朝廷接受。既然武艺考试不可废除,理应以更精细的方式来鉴别考生的能力。苏颂上书神宗,认为武艺考试的项目太少,标准太低,主张在原有项目之外,考生每人射十箭,以中靶的多寡来决定及格与否。 [71]不过,这样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朝廷似乎不愿提高武艺测验的难度以免在这个部分淘汰太多考生。直到南宋,武技的考试仍维持固有的方式和标准。因此,刘克庄(1187—1269)在上理宗的奏疏中称武举考试“弓马近于具文,所取不过解作《七书》义者”。 [72]武艺测验采取低标准,但一直存在,可以说是理想与现实折衷的结果。
由于达到武艺测验的标准并不太难,策论才是鉴别考生的主要依据。因此,武举所录取的绝大多数是研习兵法,精通文墨的读书人。但是,这些录取者是否真正能运用兵书中的谋略,成为善战的良将,却令人怀疑。李觏在仁宗时指出:“儒莫不读六经,而知道者鲜矣;将莫不读兵法,而适变者鲜矣。” [73]如同熟读经书者未必能理解儒家之道,作战实务也决非勤读兵书便能妥善因应。将领一旦身临战场,未必真能应用平时所学,临机应变。所以,从实际统兵的角度而言,策论不过是无用的“纸上谈兵”,故苏洵批评武举的策论考试为:“皆记录章句,区区无用之学。” [74]理宗时期,姚勉(1216—1262)也说武举是“以文求武,反不得人” [75]。既然考试武艺被批评为测验士卒之法,兵法策论又被指为无用的章句之学,那么是否有更好的办法来选拔将才?在苏轼(1037—1101)看来,答案是否定的:
今夫孙吴之书,其读之者,未必能战也;多言之士,喜论兵者,未必能用也;进之以武举,而试之以骑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将以求天下之实,则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为未必然而弃之,则是其必然者终不可得而见也。……今之论者以谓武举方略之类,适足以开侥幸之门,而天下之实才,终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过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虚名,而不较之以实,至其弊也,又举而废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复以兵术进,亦巳过矣。天下之实才,不可以求之于言语,又不可以较之于武力,独见之于战耳。战不可得而试也,是故见之于治兵。子玉治兵于蒍,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蒍贾观之,以为刚而无礼,知其必败。孙武始见试以妇人,而犹足以取信于阖闾,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观将帅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骄豪而难令,勇悍而不知战,此真足以观天下之才也。武举方略之类以来之,新兵以试之。观其颜色和易,则足以见其气;约束坚明,则足以见其威;坐作进退,各得其所,则足以见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强也,故曰:先之以无益之虚名,而较之以可见之实,庶乎可得而 用也。 [76]
苏轼指出了武举虽然饱受批评却依然存在的重要原因:除了测验兵书和骑射,文士根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发掘军事人才。考上武举的虽然不一定就是将才,但若废除了武举和武学,就完全没有发掘军事人才的机会。在苏轼看来,历来争论武举存废者的盲点在于他们只知讨论考试内容,却不知考试只是“无益之虚名”,其功能在于提供有意军职者进入政府的管道。至于这些人是否就是将才,却非考试本身所能断定。真正的将才必须在实际的战争中发掘,退而求其次,则可由练兵的成效来判断。因此,武举人的优劣必须在录取后,透过持续考察其任职的表现来决定。照苏轼的意见,朝廷不应将武举人与其他的武官一视同仁,在录取之后须立即安排他们去训练新兵,并以练兵成效加以筛选,才能真正达成选拔将才的目的。
五、假涂之资──武举进士的仕宦
苏轼的意见说明了军事人才的发掘并非只透过考试即可轻易达成。武举进士既被认为具有成为将帅的素养与潜力,朝廷在官职派任上应有特殊安排,使其有一展真才实学的机会。否则,人数不多的武举进士在数量庞大的武官群之中将难以发挥影响力。
前文已指出,仁宗时代,中举者被派任为监当官,引发批评,朝廷乃明订武举进士一律派任边区或捉贼差遣,这是仁宗朝对于武举进士在任官上仅有的特殊规定。英宗朝复行武举,在现存的制度条文中并未发现对录取之后的任官有所规范,只能藉由武举中第者的传记资料来分析他们的仕宦生涯。
前文已指出,从神宗朝以降,拓边工作持续进行,遂使武官的表现机会增加,部分武举进士也得以崭露头角。从他们的传记看来,在考上武举后都被派任基层的军职。例如,熙宁九年(1076),录取武举第一名的薛奕派任凤翔府都监,后于元丰五年永乐城一役中战死。 [77]武举出身的徽宗朝名将何灌(1065—1126),是从河东地区的巡检做起,任职西、北边境三十余年,以善射为契丹人所畏服。曾随童贯攻西夏,平方腊,战功卓著。靖康元年(1126),升任武泰军节度使、河东河北制置副使,后来在女真人攻汴京城时战死。 [78]元丰年间(1078—1085)中举的徐量(?—1112),出身儒学世家,但自幼膂力过人,喜读兵书。先入武学,再中武举,起官台海内松门巡检,后调至陕西,参与徽宗时对羌人及西夏的战争,以战功升为昭州刺史,历知石、岚等州。 [79]其子徽言于大观二年(1108)受徽宗召见,赐武举绝伦及第,起官保德军监押,以讨西夏战功升任知火山军。靖康元年,击败金兵,升任知晋宁军兼岚石路沿边安抚使。汴京失守后,徽言据守晋宁军,力图收复河东,后为金兵所俘,不屈而死。 [80]政和八年(1118)中举的马扩(?—1151),于宣和元年(1119)以承节郎的官衔,随其父马政接待女真使者,后出使女真,以善射赢得女真首领的信服,成为宋方与金交涉的重要人物。经过多次出使折冲,终于使金人归还燕京和云中等地,马扩以此大功升任武翼大夫、忠州刺史。靖康之难后,马扩拒绝女真的招降,在河北组织义军与金兵作战。抗金失利后南下加入高宗的政权,历任江西沿江制置副使,沿海制置副使等要职。 [81]以上这些事迹显示北宋武举进士在军事上的贡献,也说明了他们在仕途上与经由其他管道入仕的武官并无显著的不同,都是先担任基层武职,经过长期的努力或立下显赫功劳才能成为高阶将领,武举出身并未为他们带来特殊待遇。
到了高宗朝,武举进士的任官发生很大的改变。据绍兴二十六年太学博士周操的上奏,武举登科者除第一名被派任巡检外,其余全部出任监当官。 [82]这样的情形直到孝宗即位之时仍未改变。 [83]孝宗既有心恢复中原,特别重视武举;于淳熙二年(1175)将武举中第者初授的官衔与职务都加以提升,使其与文科进士相当,试图建立文、武举平等的地位。 [84]之后又模仿文臣的馆阁之职,设阁门舍人十人,以武举高第者充任,成为武职中的清位。这些阁门舍人平时伴随皇帝出入,并按时轮对,任满二年后,授予边郡知州,升迁之速,远非其他武臣所能比拟。 [85]这些政策都是为了增加武举的吸引力,并希望将优秀的武举进士逐步培养成为领兵的将才。但是,此一预期并未实现,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多数的武举进士根本不愿投身军职。
由于武举和进士科一样要考试策论,参与武举者必然读书识字,具有投考进士科的能力,他们投入武举的原因大致有二:一部分的参与者有志于军旅生涯,希望藉此追求权位。例如徽宗宣和五年(1123)中举的陈师良(?—1159),在决心报考武举时说:“郭汾阳顾不足慕耶?何切切章句为!” [86]以唐代武举出身的名将郭子仪为师法对象,质疑钻研科考时文的价值,期待由武举建立功名。但是,在宋代以“文治”为主要价值的时代,像陈师良这样的人并不多见,多数的考生是在进士科激烈的竞争压力下转投武举。尤其在神宗朝废除诸科,徽宗朝废除明法新科后,考不上进士科者只能选择武举。 [87]徽宗末年一位李姓太学生在改试武举时说:“吾三世儒者,困场屋,一官幸捷中,何择哉!” [88]可见,长期受挫于进士考试的士人改试武举以求有官可做,实为不得已的选择。政府为阻止这样的行为,于元丰八年(1085)规定文、武举的考生同日试于贡院,以防止文举落第的士人改投武举。 [89]到了南宋,政府仍谨慎地安排各项考试的日程,以防堵“赴两试之弊”。 [90]但是,这种禁令仅能治标,实无法阻止文举落第者在三年之后改试武举。这些以武举为求官手段的考生,多半无意于军职,只要政府不强制派任,他们便会远离军旅,寻找转任文官的管道。
北宋末年已有武举进士先出任武职,再通过锁厅试取得文科进士的功名而成为文官。不过,这样的例子很少。 [91]到了南宋,武举进士考锁厅试以求换文阶变得普遍。透过这个方式取得文科进士功名的武举人似乎不会受到其他文官的排斥,仍可在文职中继续发展。例如:武学生王卿月(1138—1192)于乾道二年(1166)中武举,再经三年的努力,考中进士,起官县尉,淳熙元年(1174)即升为权中书舍人。 [92]由于此一方式能让武举人取得原本难以得到的功名,以及在文职发展的机会,乃成为多数投考武举者最向往的出路。退而求其次,则是出任与军队无关的专卖或监税工作。
武举进士不任职军旅的惯例,引起官员的批判和孝宗的重视。孝宗在给予武举进士任官优待的同时,也曾与大臣讨论强制武举进士从军的可能性。但宰相洪适(1117—1184)认为:“武举人以文墨进,杂于士卒非便也。” [93]可见当时的大臣认为武举人其实擅长的是舞文弄墨,并不适合从军作战。孝宗本身对于武举进士全部从军亦有所保留。据叶适(1150—1223)的记载,武举出身的武学谕蔡镐(?—1191)曾请求从军,但孝宗不许,理由是:“三衙岂可以阶级待学官。” [94]认为蔡镐既曾担任武学谕这样清高的职位,就不适合到军中受阶级之法的管理。因此,孝宗并未强制每位武举进士到军中服务,而是派任武举高第者军职,并约定七年为从军期限,希望他们“久在军中,谙练军政,将来因军功擢为将帅” [95]。但是,这样的政策并无成效,因为“武举从军之人,往往自高,不亲戎旅”。孝宗为此特别下诏告诫,威胁将处分怠惰的武举进士。 [96]到了光宗(1147—1200)(1189—1194在位)时代,愿意从军的武举进士人数却突然大增,据王栐的记载,起因于其叔父王蔺的建议:
淳熙甲辰,距治平百二十载矣,仲父轩山公知贡举,武举林
、陶天麟等来拜谢,仲父问之曰:“朝廷设此科以择将帅,而公等不从军,何也?”答以不堪笞棰之辱。仲父因奏孝宗皇帝,乞更旧制,申饬三衙、沿江军帅待以士礼。至淳熙十四年,事始施行,进士皆愿从军。至绍熙庚戌,仲父以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唱进士第,复奏光宗皇帝,命武举进士从军,不许军帅笞辱,大罪按奏,小罪罚俸。此令一出,皆愿从军,而军中无所容之。乃自三衙立同正员之额,以至江上诸军,每举以二十四员为额,七年为任,第一名同正将,第二名、第三名同副将,第四名以下同准备将,而第二十五名以下只注巡、尉。自后军帅亦仰承朝廷优恤之意,待遇之礼与统领官等,或令其兼同统领职事,遇出战,多令守寨,必自愿亲行阵者始听之。 [97]
王栐指称淳熙十四年(1187)以后,由于新的从军规定保障武举进士不致受到长官的体罚,使武举进士从军的意愿大增。特别是在绍熙元年(1190),政府下令军队中的武举进士犯错,所属长官只能予以罚俸,不得加以杖责,严重的过失须报请朝廷处罚,更使武举进士踊跃从军,造成军中职缺不足的现象。不过,王栐的记载只反映了一个层面。真正导致绍熙元年武举进士踊跃从军的最主要原因,恐怕是在于宋廷于前一年(淳熙十六年,1189),禁止武举出身者改换文资的政策。这项决定起因于知归州林颖秀的提议,颖秀批评武举进士热衷于换文官的现象:“武士舍弃弓矢,更习程文,褒衣大袖,专做举子。夫科以武名,不得雄健喜功之士,徒启其侥幸名爵之心。”甫于是年二月即位的光宗对此意见深表赞同,下令禁止武举进士换文。 [98]在绍熙元年中举的武举进士既无改换文官的机会,只能在武阶中发展,此时朝廷下诏保障他们在军中享有特殊地位,加入军队自然比从事监当工作更有吸引力,遂促使武举进士选择军职。但是,从上述王栐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武举进士无意于军事工作的倾向并不因朝廷的政策有所改变。朝廷的优待只是使将领过度尊重武举进士,不敢派遣他们参与战斗,武举进士“不亲戎旅”的现象反而变得更加严重。另一方面,武举进士固然能够在军中坐享优待,却仍感不满,因为这终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出路。因此,在换文禁令公布的五年后,朝中出现反对的声浪:
绍熙五年十月十一日,臣僚言:“武科许试换文资,盖不止责以兵略、骑射,诚欲益其学问而大其成就耳。比年以来,不许试换。虽曰使之从军,以备将帅之选,而升差之法,止于同正将。既塞其试换之门,又艰其仕进之路,使士以才气自负者,将有不屑就之意,乞今后依旧许令武举人试换文资。” [99]
可见士人参与武举主要是为了换文官的机会,即使武举人中举后立即得到 同正将的军职,仍然抱怨仕进之路受阻;禁令既使中举者权益严重受损,便减低了报考的意愿。在此情况下,武举人换文官的禁令乃在绍熙五年(1194)被取消。但禁令取消后,武举人又故态复萌,不愿从军。眼见武举人无意于军旅,宁宗嘉定十年(1217)兵部侍郎赵汝述再提禁止换文的办法:
近世武举进士,甫得赐第,多弃所学,必欲锁试换文,回视兵书戎器,往往耻谈而羞道之。……今既由武艺入,又复慕为文臣,是右科徒为士子假涂之资,而非为国家储材之地,此科遂成无用矣。……乞自今武举出身不许再应文举,仍令考校之官精选其艺业,庙堂之上稍优其除授。俾之练习谋略,趋事赴功。自偏裨、制领而上,主帅、三衙繇此其选,庶几右科增重,不为虚设。 [100]
显然,只要允许改换文官,士人就会将武举当成求取文官的捷径,违背武举设置的原意。宁宗支持这样的主张,认为:“祖宗设右科,正欲选将帅,若令换文,则分明是阙将帅一科。”于是换文的禁令再度颁行。 [101]但是,实施不过三年,又遭官员抗议,认为政府既准许以经由其他途径入仕的武官换文阶,却单独限制武举人,显然有失公平。朝廷因此又于嘉定十三年(1220)取消前令。 [102]两次禁止武举进士换文官的改革都告失败,武举与武学事实上已被士人当成另一条成为文官的途径,武举进士不愿从军的问题也无从解决,这样的现象持续引发批判。理宗宝祐元年(1253),进士科殿试的题目中就提到:“右科之设,本以示右武,而求韬略,非特校虚文而课骑射也。兵兴累年,未闻慷慨以英略著者,其故何欤?” [103]看来在蒙古军严重的威胁下,统治者又想起武举做为选拔将才的设计目的。虽然如此,理宗与他的继承人并没有采取行动来改变这个早已偏离设计原意的 制度。
就整体环境而言,南宋武官的权力与地位明显不及文官,只凭一纸诏书就要禁止武举进士换文官,伤害其利益过深,必然引起抗议。其实,就算政府强势地执行禁令,恐怕仍难得到预期的效果。随着文、武官分途日久,南宋的士大夫与武人各自发展出不同的集体意识与价值观念。由于研习儒家典籍,武举进士往往视自己为“士大夫”的一员,例如:当光宗任命乾道二年武举状元蔡必胜(?—1203)为知阁门事时,必胜以“前此无用士人”为由,极力请辞。 [104]又如嘉定四年(1211)中武举的王霆,于理宗时辞官返家,提出的理由是:“士大夫当以世从道,不可以道从世也。” [105]都可以看出他们以士大夫自居的心态。南宋文士也常把武举进士当成书生或士大夫来对待,例如:陈傅良(?—1203)以武举进士徐泳才兼文武的例子,反驳“书生不知兵”的说法。 [106]武举出身者既习惯于士大夫的价值观念,不免将其带入军队之中,而与同僚格格不入。蔡必胜初任将领时谒见上司,即做出有违军中惯例的举动:“故事,将官谒帅,皆小袖衫拜庭下。至公(蔡必胜),独袍笏肃揖,帅因请以宾礼见。” [107]尽管官职较低,蔡必胜仍强调自己应有的尊严;在他看来,其他武官不着官服,拜谒主帅于庭下的举动有违礼制。他的长官对此行为显然不知所措,只好待以宾客之礼。由于价值观念的不同,武举进士从军容易因为自视太高,成为无法与同僚合作的特殊份子,从而妨碍了他们在军事上的表现。
另一方面,由于武举中第者被视为“士人”,他们不仅享有皇帝的青睐和制度上的礼遇,也受到文官的另眼相待。例如:理宗朝名臣杜范(1182—1245)在出掌宁国府时,建议将府城外的两个兵寨废去,以原有的兵额改设弓手,并增置县尉一名来统率。杜范强调这名县尉必须由武举出身者担任,因为:“盖尉既用士人,纵有不职,必不至如右班之甚;而所以防贼盗、禁杀伤者,亦岂遽不如戎曹哉!” [108]足见杜范视武举进士为士人,认为他们与一般的武官(右班)相比,在能力上相当,却拥有较好的操守,可以倚重。持类似看法的还有孝宗时的知南剑州吴松年,曾建议“差注巡检须武举中选,或任于晓民事者” [109]。认为武举进士素质较佳,比其他的武官更适合担任巡检这个直接关系到百姓生活的职位。这两个例子都反映出文官对武举进士的礼遇和重视。宋廷两度禁止武举进士换文官都无法坚持,恐怕也是因为多数的文官视武举进士为士人,承认他们具有出任文官的资格。
由此可知,武举进士是南宋官僚中身份特殊的一群。他们出身士人,却担任武官,往往因不适应军中的文化,在军职上难有表现。但是,他们却可因政策的优待在升迁上占有优势。因此,姚勉在宝祐元年批评武举已成士人“速化”之途:
臣闻:以武设科,虽曰右武,以文求武,反不得人。……贡荐额狭,选举路艰,于是以武为捷径,而求为右科之试。……今之文科,必有五削而后改京者,今之武举,不出十年而可至郡守。既登武级,复试文闱,换侵其官,已在通籍之上矣。此天下之士,所以指右科为速化,而竞以趋之也。 [110]
显然,武举在南宋日渐受到欢迎,是因武举进士在仕宦上具有发展的机会。由于武举高第者往往被选为阁门舍人,担任阁门舍人二年后即可外派边郡知州,故姚勉说他们“不出十年而可至郡守”。至于武举进士通过锁 厅试,改换文阶,官位也在刚考中文科进士者(即所谓“通籍”)之上。武举进士在文、武两途上都可能出任要职,可由几位武举状元的经历得到证明。任文职的高官如朱熠,端平二年(1235)武举状元,后换文阶,担任谏官,纠弹劾官员甚力,于开庆元年升任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 [111]又如嘉熙二年(1238)的状元刘必成,于淳祐九年(1249)改换文官,后为湖南安抚副使。 [112]任武官而出掌要职者,如庆元二年(1196)状元周虎,起官殿前司同正将,任职军中七年后,升任武学谕,后历知光州、楚州等边郡。开禧二年(1206)出任知和州,据城力守,以数千人击退来犯的金兵,保全江淮,升任侍卫马军都虞候。 [113]又如乾道二年状元蔡必胜,于光宗时为知阁门事,参与“绍熙内禅”之谋,扶立宁宗,后历知楚州、庐州等边防要地。 [114]
不过,经由考中锁厅试成为文官并非易事, [115]许多期待由武举成为文官的士人只能终身屈就武阶。绍熙元年的武举状元厉仲详即是如此。他在出任武官之后,屡次考文举都未能如愿。虽然他以武举状元的身份在武阶中升迁快速,却始终对担任武职感到不悦,以致在仕宦上无所发挥。 [116]在南宋,恐怕有不少的武举进士就这样抑郁地过了一生。在文科进士掌控要职的政治结构中,大多数武举进士既无法顺利转换成文官,仕宦发展的空间实难与文科进士相比。正因如此,叶适在盛赞武举进士蔡镐的德行、才能之余,才会感叹道:“君业堕武举,用之有限,若使为士大夫,亦莫量其所至也。” [117]因此,考武举者终究是读书人的次要选择,武举人受社会尊敬的程度也难以与报考文举者相匹敌。例如:南宋建康府学给予上京参加省试的举子旅费补助,文科举子每人可得钱五万,武科举子只有二万,武举人显然要低文举人一等。 [118]
由此可见,武举和武学在设立之初是被期待成为政府选拔将才的方式,实际上却成为读书人求取官职的另一条途径。南宋时代,士人数量不断增加而文举的录取名额成长有限,使科考竞争日益激烈,迫使更多的举子选择武举。从孝宗朝开始,武举每次录取四十余人,进士科录取的人数则多半在四五百人之间。 [119]武举的存在等于增加举子百分之十的入仕几率,关系考生权益至深。随着文科进士的录取率下降,武举为众多落榜的士人提供出路,减轻登第困难所产生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南宋官员虽对武举有诸多抱怨,却没有人敢倡议废止。
由于南宋参与武举者都是读书人,即使他们出任武官,仍常以文艺才能或表现著称于世。例如单炜,以武举官至路分,却以书法的长才而“着声江湖间,名士大夫多与之交” [120]。以开禧年间(1205—1207)战功闻名的周虎(1161—1229),也擅长文艺:“文词敏赡,落笔若不经意,而深于运思者或愧之。作大字端劲,独步当世。” [121]相对地,南宋武举人在军事上的表现远不及北宋。尤其是在宁宗嘉定十年以后,南宋陷入长期的对外战争之中,武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与表现机会, [122]但武举人却鲜少在此有利的环境中崭露头角。较知名的只有王霆,曾在两淮地区建立战功,官至行左领军卫大将军,知蕲州。 [123]因此,单就军事的功能而言,南宋的武举比北宋更缺乏实效。
六、“武”中之“文”──军事知识的定位
武举和武学从选举将帅之法,变成“士子假涂之资”,不仅反映了宋代武官地位的低落,也显示了军事之学在当时学术体系中尴尬的处境。当宋代士人将其价值观施用于军事领域,成立武举和武学,他们就必须面对一个新的问题:既然兵家为主的军事教育和考试必须存在,则兵学应如何在以儒学为主的学术体系中定位?这个“武”的学术应该取得独立地位,还是成为“文”的附属品?
如同文、武官分为东、西两班,文、武官的选拔称为“左选”、“右选”,武学又称为“右学”或“西学”,以对应于被称为“左学”及“东学”的太学。 [124]从名称上来看,武学取得了与太学等文科学校对等的地位,代表政府对于文、武两种人才的同等重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措施。曾任吏部尚书的刘才邵(1086—1158)对高宗大加赞扬此一成就:
臣闻文所以致治,武所以定功,二者相须,阙一不可。故上之人选才以为用,下之人因时以有为,虽不一致,然会其大要,不过文与武而已。自昔盛时莫不并用而不偏废,至唐设为武举,其校试选举之法可谓详矣。然不闻兴学,是养之无其素,安得为尽善哉!……国朝规摹,远出前古,设科置学,既两得之。逮兹圣时,恢隆至治,祗率祖宗之成宪,兴崇学校之教法,文化之美,郁郁乎比隆于周。乃者复建庙学,教养武士,用三舍之法以升迁之,待之可谓至矣。多士家被教养作成之赐,莫不思自策励,以仰称德泽,而可用之才,将辈出 矣。于是兼收而无遗,岂不盛哉! [125]
在刘才邵看来,既然一个国家需要文治与武功两方面的成就,对文、武两种人才应同等重视,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培养和选拔,而宋代正是第一个在文、武两方面都建立教育及考试之法的朝代,因而维系文、武两种价值的平衡发展,这是超越唐代而可与周代比美的成就。可见,在教育体系中文武并重,是宋代文士引以自豪之处。
但是,部分文士固然在理论上肯定“文”与“武”的对等地位,在现实运作上却并未给予“武”独立发展的空间。文士所提倡的“武学”只限于谋略的层面,亦即偏重军事学问中属于“文”的这一部分,像武艺、勇力等素养虽与战场胜负有密切关系,并不受他们的重视,武学不教授武艺就是这种态度的反映。在他们看来,只要读书,拥有知识,就可以统兵立功。从北宋到南宋,这样的观念日渐强化,南、北宋文士对于狄青(1008—1057)事迹的不同记录就是一个例证。仁宗朝以降,狄青是最受文人称颂的当代武将,相关的文献多次提及范仲淹劝狄青多读书的故事。例如:王珪的《狄武襄公青神道碑》说:“仲淹又尝以《左氏春秋》授公,以涓为将者不可不知书,匹夫之勇无足尚也。公于是自春秋战国至于汉以来成败之迹,概而能通。” [126]余靖(1000—1064)的《宋故狄令公墓铭》也说:“(范)文正尝以《左氏春秋》授公(狄青)曰:‘熟此可以断大事,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为也。’公于是晚节益喜书史,既明见时事成败,尤好节义。” [127]这些北宋时期的记载强调狄青的学术素养,说明他并非只有匹夫之勇,但并未将狄青的战功与其熟读的书籍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联。到了南宋末年,狄青熟读《左传》的意义就被夸大了。由袁燮(1144—1224)撰写,理宗(1205—1264)(1224—1264在位)御书,置于临安武学的《登科题名记》说:“近世狄武襄最善用兵,乃于左氏春秋得之。是故为将而不知古今,一夫之勇耳。” [128]将狄青之所以能统兵立功,完全归功于熟读《左传》,书本知识被描述成将领之所以善战的基础。狄青生前曾受嫉视其权位的文官的打击,但在他死后,现实的利益冲突不复存在,文士转而宣扬狄青生平事迹中符合文人价值的部分。 [129]这种宣传日益夸大,狄青的战功竟成为实践文人价值观的模范。这个例子说明了宋代文人如何藉著文字,强化其价值观念,使得士人更坚信读书足以解决军事问题。
文士将军事学问窄化为书本上的谋略之学,已经削减了兵学的发展空间,而统治者基于维护权力的私欲,又进一步加以钳制。军事之学毕竟不同于儒学,儒学提倡的礼乐教化有助于既有秩序的维持,但兵学知识则可能使平民具有反抗的能力,威胁皇权的行使。因此,宋代君主全力提倡儒学,对于军事之学的态度就很矛盾。一方面,君主肯定书籍对于统兵的重要性,要任用知书之将,要求武官学习兵法。另一方面,又恐惧这些知识为野心家所利用,危害其政权,而要禁止兵学在民间的传播。景德三年(1006),真宗下诏严禁民间学习和持有兵书:
天文、兵法,私习有刑,着在律文,用防奸伪。顾兹群小,尚或有违。……两京、诸路管内,除准敕合留阴阳卜筮书外,应元象器物、天文星算、相术图书、七曜历、太乙雷公式、六壬遁甲、兵书、先诸家历算等,不得存留及衷私传习。有者限一月陈首纳官,释其罪,令官吏当面焚毁讫奏。限满不首,隐藏违犯,并当处死。 [130]
诏书对禁书的规定很广泛,凡是与兵法相关的书籍皆下令焚毁。可见宋廷虽然号称奖励学术,对其忌讳的学科仍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压。宝元二年,仁宗为使书禁的执行更有效率,下令详细订定禁止流传的兵书清单,导致“除《孙子》、历代史天文、律历、五行志,并《通典》所引诸家兵法外,余悉为禁书” [131]。宋廷将《通典》及史书中所引用的兵法排除在禁止范围之外,实因这些兵书的内容可随史书流传,除非将所有史书一齐禁绝,否则根本无从管制,故新的规定并不表示放宽管制。除了《孙子》之外,单独刊行的兵书全部在禁止之列,实际上是对民间流传的军事之学进行全面查禁。这样的政策,引发提倡研习兵学者的批评。范仲淹在天圣五年(1027)上书执政说:
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观《周礼》,则大司马阵战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礼乐之朝,未尝废武。今孙、吴之书,禁而废学,苟有英杰,受亦何疑?且秦之焚书也,将以愚其生人,长保天下。及其败也,陈胜、吴广岂读书之人哉? [132]
既然认为将帅必须熟读兵书以具备谋略,就不应为惧怕民众叛乱而禁止兵学的研习,更何况反叛政府者不一定就是研习兵书的人。另一方面,朝廷的禁止政策,仍不能保证兵学不在民间流传。景祐元年,富弼在提倡武学时说:
况虽欲禁止,今蓄书之家,往往皆有。假使处私室熟习,如韩、彭、苏、李,陛下何由知之?是禁之适足自禁,不能禁人,不若不禁之愈也。必未能行于天下,且可行于学中。 [133]
民间研习兵书既然难以彻底查禁,由官方设立的武学,可以让对兵学有兴趣者在政府的监控下进行研读,实有助于统治者筛选和控制军事知识的流传,减低危害政权的可能性。因此,武学的成立,实有加强管制研习兵学的用意。此外,武举考试也被用来引导兵学学习的内容。例如:庆历七年(1047),朝廷规定武举考试的试题不得牵涉《阴符》等禁书的内容。 [134]藉着考试来主导兵书的学习,以阻止禁书传播的用意至为明显。
等到神宗朝编订《七书》,成为武学中唯一的教材及武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其他的兵学作品乃不能在武学中研习。这样的做法固然使统治者得以掌控军事知识的传授,却使兵学的发展受限。在政权的监控之下,武学的教育只是在训练学生应付武举考试,而武举的重心又是原本用来测验经学与文学素养的策论,出题者是熟悉儒学的文官,这自然会引导参与武学与武举的士人将注意力转向儒学和文学。因此,武学生华岳(?—1221)在上书宁宗时说自幼苦读兵学秘术,但为求进入武学只能“易真实之兵,为章句之士;变汗血之心,为选举之学” [135]。由此可知,武学中所研习的其实仅是应付科考的学问,而非实用的军事之学。
正因为如此,在理论上太学与武学应传授不同的学问,实际上的区别却很有限。两所学校的学官经常互换,在任命武学学官的诏书中,更是明白指出两学的互通性。例如:“右学犹左学也,朕既妙选,凡掌东学之士,则右学可以次举矣。” [136]这等于揭示:武学与太学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太学的教官就适合在武学任教。另一份任命太学正孙元卿为武学博士的诏书更说:“尔以文行,简在东胶,誉处盛矣。推所讲明,施其右学,将见诸生不但习孙、吴而已,则朕之所以用汝也可。” [137]所谓“东胶”指的是太学,故此一诏书是要孙元卿将太学教学的精义用于武学的讲授,因为武学生应具备的素养,不仅止于孙子、吴子的兵法而已。凡此都可以看出,两所学校在教学上的相似性。
不仅学官如此,南宋的武学生也与太学生有密切的互动。到临安就读官学的学生主要是为了取得科举省试的资格,进入武学与太学的差别,仅在于未来投考武举或是文举。因此,有的士人甚至同时报考太学和武学,以求增加录取的机会。 [138]正由于武学生与太学生来自相同的背景,交往密切,武学生在发动学潮时,往往能得到太学生的支持。例如:宁宗嘉定三年(1210)因知临安府赵师
(1148—1217)下令笞挞两名武学生,引发武学生罢课抗议,太学生也随即罢课声援,上书攻击赵师
,最后导致师
被罢免。 [139]南宋晚期,武学、太学、京学和宗学的学生往往联合上书皇帝,鼓动政治风潮,形成政坛上强大的力量。 [140]这些现象证明了武学生虽然在名义上接受军事教育,实际上却与其他习文的学生没什么差异,彼此在身份认同上并无距离,故能相互合作而无隔阂。
教学的内容及师生的身份都显示南宋的武学不具备独立地位。北宋时代反对设立武学的文士,主要的顾虑是不愿在儒学教育之外,另有独立的军事教育,事实的发展证明他们是过虑了。武学到了南宋已被融入了儒学教育与科举考试体系之中,与其他的官学没什么差别。“文”与“武”表面上是平行对等,实际上却是相互纠葛,结果是武举与武学都成为低一等的附属品,只是提供士人一条录取率较高,但发展性较低的仕宦之途。
七、结论
宋代以儒立国,追求文治,重视教育与科举,相对地贬抑了“武”的地位。但是,军事终究是一个政府必须处理和面对的课题,以文士为核心的统治阶层势必对此提出对策。追溯武举与武学成立的背景,这两项制度初设于仁宗时代,正是北宋文官开始掌控军事决策的时期。文官对职业军人的表现感到不满,以自己的思考模式和价值观念建立新的武官选任制度,以读书和笔试的方式来培养、选拔他们所期待的良将。武举提倡者忽略了高阶武官应从基层军职逐步培养的事实,乐观地认定透过科举的方式可发掘有用的将帅。但是,实际的结果却与他们的期待大相径庭。
宋代的文官对武人的表现不满,却多半不愿投身军职,使得透过制举从官员中选出高级武官的理想无从实现,只能以常态性的武举自民间选才。这些中第者既无行政资历,只能被授予基层职位,无法立即成为将帅。加上武举测验的方式与文举类似,造成绝大多数的武举参与者并非武人,而是进士科考试受挫的士人。所以,文官想藉着考试和教育改变武官的素养,但实际影响的仍是士人阶层而非武人。因此,军功、荫补等固有的武官入仕途径无法废除,武举进士出身者在武官群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很低。宋代政府虽力图避免武举成为进士科之外的次要选择,却始终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南宋朝廷两度禁止武举进士换文官都告失败,等于默认考不上进士的士人以武学与武举作为求官的另一途径。
武举进士在身份认同上与士人接近,与职业军人相疏离,影响他们从军的意愿。从北宋到南宋,武举进士不愿从军的现象日益严重,即使政府以强制或利诱的手段让他们进入军队,他们仍是军中的特殊份子,难与同僚合作。就军事层面而言,武举的实际功能是随着时间发展而递减。但是,每当军事危机产生,武举便成为文官讨论的热门话题。看来宋代的文官习惯于读书、应举,遇到政治难题便寄望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只是读书、科考与统兵作战之间存在着无可超越的差距,正如苏轼指出的,单靠考试就想得到将才,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文士对武举的各种建议纷呈,始终不能改变武举功效不彰的事实,充分显示了文士在处理军事议题上的无能为力。
设置武举与武学原本的目的是强化军队战力,但参与者多半无意于军职;本是测验与试者的军事能力,考试内容却与进士科差异有限;本为选拔将帅,实际上被士人当成求官的捷径。凡此种种,都反映了实际状况与制度设计明显不符,致使在军事层面上能发挥的功能有限。但是,这两项制度却因为四项因素而存在。首先,武举与武学落实了统兵能力来自读书的观念,而这个理念正是知书的文官掌控军事事务的理论基础。承认武举失败而将其废除,等于是宣告透过读书和笔试无法培育和选拔将才,切断了书籍知识与军事作战的关联,代表文士缺乏处理军政的能力,文官自然不愿接受这样的结果。其次,在设科和置学之外,文士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发掘合乎其标准的军事人才。透过这两个方式录取的将才固然有限,但是,若无此管道,民间的军事人才更没有一展长才的机会。第三,武学与武举具有象征文、武平等的意义。军事既是施政不可或缺的部分,则不论政府现实上多么崇尚“文治”,都要象征性地维持“武”的平等地位。在文科的考试和学校之外,另设武举、武学以显示统治者对“武”的重视,让赵宋政权拥有“兼隆文武”的外貌。第四,为受挫于进士科的举子提供另一条出路。仁宗时期的文官仍然在担心儒学的价值受到兵学的挑战,故朝廷以“专由于儒术”为由废除武举。随着读书、应举风气的普及,到了南宋,统治阶层需要忧虑的已不再是儒学的提倡,而是如何安顿众多考不上进士科的士人。武举的录取名额固然只有进士科的十分之一,却给予文举落第者另一个希望。武举牵涉到众多士人的前途、地位和权力,自然难以废除。
武举与武学的名不副实只是宋代政府无力处理军事的一个层面。以文治为立国号召的统治阶层刻意压制“武”的价值,对于民众的习武多所猜疑,但又无法否认军事对其政权的重要性,如何处理军事事务就成为一大难题。表面上,武举和武学的建立提升了“武”的地位,其实是文士以“文”的理念来处理“武”的问题,将军事之学的发展置于政权的监控之下。结果是使武学和武举成为太学及进士科的附属品。其实,“武”自有其学术体系和价值观念,只是文士不肯承认,而力求使“武”成为“文”的附庸。于是,“文”与“武”应分而未分,徒然限制了整个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发展空间。这是宋代由文士主导的政府无法有效处理军事事务的症结所在。
(原载《台大历史学报》第33期,200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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