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宋会要》分列制举及书判拔萃于两部,可见二者不容混为一谈。又据诸书所记,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王应麟《玉海》,皆云太祖建隆三年八月即置书判拔萃,越二载,乾德二年(964)正月,始设“制举三科”。夫书判拔萃不冠制举而独冠制举于三科者,是当时不以书判拔萃属之制举明矣。且陈均记仁宗临轩策士,有曰:“天圣八年……六月亲试书判拔萃及武举……秋七月,策制科。” [14]马端临述宋登科人数,亦云:“天圣八年……制科二人,拔萃一人……景祐元年……制科三人,拔萃四人。” [15]二氏皆以书判拔萃及制科并列,未予合而为一。余如吕祖谦述宋制举不列书判之科 [16],徐度记宋制亦无拔萃之目:凡此种种,皆足为宋人不以书判拔萃为制举之明证 [17]。徒以天圣七年(1029)增广科目,中有拔萃武举,后人不察,遂误列拔萃于制科之中,因是苗昌言条奏制举,乃立“天圣十科” [18]之号。讹谬相传,遂有《宋史》之舛误焉。
博学宏词,初曰宏词科,立于绍圣初元,本为预储两制人材而设,与制举之以振拔非常之士为目的者,用意迥异。故陈均记宏词及制科置罢曰:“绍圣元年……五月……立宏词科……九月罢制科。” [19]马端临记宋登科人数曰:“绍圣三年……制科三人,宏词科八人。” [20]《南宋馆阁录》记汤思退、李垕题名曰:“汤思退字进之……博学宏词进士出身……李垕字仲言……制科出身。” [21]三者皆宏词制科并举,未尝相混:可知宋人本不视二科为一类。《宋史》久以芜杂乖谬著,今益可见其讹误之一斑矣。
三、应制举者之资格及看详事例
乾德之设制举也,以国基初造,需材孔殷,为广招徕,于资格之限制不得不宽,故其诏有“今后不限内外职官,前资现任,黄衣布衣” [22],皆得与试之语。咸平之际,仕途渐狭,制举诸科遂诏禁以“贴馆职及任转运使者” [23]充选。馆者,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之谓。宋世,三馆为储材之地,凡带馆职者,若直昭文馆,直史馆,直集贤院,以及集贤校理之类,率不数年即跻清显;而转运使监刺诸州,亦为重任,非浮沉于下僚者比,无须藉制举以求登庸也。
天圣增益科目,于取士之途,虽广辟多门,而资格之限制,则较前加甚,其诏曰:
……今复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应内外京朝官,不带台省馆阁职事,不曾犯赃,及私罪轻者,并许……应上件科目……又置高蹈丘园,沉沦草泽,茂才异等三科。应草泽及贡举人非工商杂类者,并许……应上件科目。州县体量,实有行止,别无玷犯……转运使覆实,审访乡里名誉……其开封 府委自知府审访行止……委实文行可称者,即……送尚书礼部……具名奏闻。 [24]
非但旧日所禁者,不得应举,即带御史台、中书、门下、尚书三省职事者,亦皆屏于制科之外;且分职官、布衣于两试,择材则更及乎私行,不似往昔之只兢短长于一日矣。
越四年,景祐初元,法又稍变。时仁宗亲政未久,乐事更张,以臣下建请酌改天圣之制,乃于二月下诏,曰:
……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六科,自今应京朝官,幕职州县官,不曾犯赃罪,及私罪情轻者,并许应。内京朝官须是太常博士以下,不带省府推判官、馆阁职事,并发运、转运、提点刑狱差任者。其幕职州县官,须经三考以上;其见任及合该移入沿边不搬家地分及川广福建等处者,候迴日许应。高蹈丘园……三科,应进士诸科取解不获者不得应。 [25]
盖其限制,一是凡职官须持躬廉谨;二是京朝官阶位须不在太常博士以上,且不兼各省判官、开封等府推官判官,又无三馆,龙图秘阁等职,更非各路监司;三是节度观察两使推官,各州府司士司法等参军,各县知县丞尉主簿,莅官须及三考;四是沿边及川广州县以情形特殊,向不许携眷赴任之地,见任官及应即轮选者,须待任满;五,布衣必须乡举获隽。以上数资必须相合,始得与试。嗣以条例过严,举人裹足,不得不稍宽其制,因于庆历六年(1046)九月诏许幕职州县官不及三考亦得应举 [26],复于嘉祐二年(1057)九月制准“太常博士而下充台省阁职及提点刑狱以上差使选人,不限有无考第……并听奏举” [27],终以所试较难,问津者迄不 甚多也。
哲宗初政,仅复贤良,旧日成规,势须更易。于是职官布衣既合为一试,幕职州县官未经考者亦得与于考试。 [28]洎高宗再设制科,其诏书有“不拘已仕未仕,命官不拘有无出身” [29]皆得应试之语,惟特申严择材以行之旨,不许犯赃私罪人充数而已。此后百余年间,条贯迄无更变,绍兴之令,遂奉行至有宋之亡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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