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娅和他的外祖父母住在一栋神奇的房子里,至少在我眼中是这样。他们搬来之前,这房子用的是镶灰边的白墙板,屋顶是黑色的,在街区毫不起眼。房东是个粗枝大叶的单身人士,住在小城的另一头。只要他们按时交房租,房东就不太在乎他们把房子刷成什么颜色,或怎么处置这栋房子。他们搬来不到一个月,房子便焕然一新:白墙变成黄墙,每扇窗都镶着不同颜色的窗框,门上画了花朵;房内,有的房间画着童话森林,有的房间画着挪威的草场,有的房间画着精灵蛰伏的山峰,还有的房间画着湖岸,似乎是苏必利尔湖——他们深爱和想念的家乡。索尼娅的外祖父母各有一间工作室——外祖母拿下了主书房,外祖父在车库里添了柴炉,给地板刷了明亮的漆,装了宽敞的窗户,还放了把安乐椅以供静思。他们欢迎我们参观他们的工作室和工作过程(这同我父亲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从未去过他的办公室,不知道看他工作是什么感觉)。
同索尼娅一样,她的外祖父母也有深褐色的大眼睛;同索尼娅一样,他们的头发也曾是浅金色的,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花白了,同粉红的头皮一起散发出淡淡的光。
在我的多次拜访中,从没人提起过索尼娅的父母。整座房子里,只有一张他们的合照——一张存放在普通相框里的六平方英寸快照。厨房的照片墙上都是家人的照片,这张照片就被挂在底部的角落。索尼娅没有提过这张照片,她的外祖父母也没有。但是我知道,那张照片上是她的父母。照片似乎拍摄于索尼娅第一天去幼儿园的时候,她牵着父母的手,咧嘴大笑,嘴里缺了颗牙。她的父亲穿着木工的工作服,手里提着一桶工具;母亲穿着漂亮的高跟鞋,平整的裙子,合身的夹克,发髻上固定着檐帽。我后来才知道,她的母亲是威斯康星大学某心理学教授的研究助理,地位显然很高。索尼娅分别握着父亲和母亲的手,但我注意到,她还伸出两根手指捏住了母亲的夹克外套。父亲慈爱地望着她闪闪的金发,母亲却看向天空,脸上露出向往。
索尼娅和我抓住一切时机待在一起。比起去我家,我远更喜欢去她家。在她家的时候,她的外祖父母给我们画纸、画布和颜料桶,教我如何按自己的意愿运用画笔,如何从开阔平面上的一条线看到整个世界。在我家的时候,母亲教我们针织的技艺(索尼娅比我更擅长这些),还有按照《妇女家庭杂志》上剪下的食谱做菜。母亲很喜欢索尼娅。比阿特丽斯对我这位朋友的态度摇摆不定,或是明晃晃的嫉妒,或是热盈盈的喜爱,没有中立的时候。索尼娅为比阿特丽斯讲挪威的故事,那是她外祖父母的出生地(尽管他们幼时就已移民,对挪威印象寥寥),还有她父亲的家乡。事实上,她父亲的小船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冰岛和挪威之间的水域,人们推测小船就长眠在那片水浪之下。
“他去那里做什么?”有一次我忘乎所以,脱口问了索尼娅。
索尼娅把手指放在唇边,停了一会儿。最后才开口:“去找某个人。”然后是一阵沉默。
索尼娅还教比阿特丽斯画画,教她理解面部的结构,教她用铅笔涂画眼睛的技巧,教她画树,画鸟,画小型的哺乳动物,乃至画仙女和精灵。(我注意到,母亲对此并无异议。我还注意到,每次妹妹想要画龙,索尼娅都会将画纸揉成团扔掉。“现在不行,小忙人。”索尼娅说。说这话的时候,她没有情绪,没有责备,没有羞愧。妹妹不能画龙,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就像下雨时必会淋湿一样。)
刚上八年级的时候,我在学校数着分钟度日,只等放学铃响,就能再见到索尼娅了。我的课堂作业做得不好(不过家庭作业还不错,成绩在班里依然名列前茅)。我分心,我走神,我画画。我给索尼娅写字条。我草拟计划,期待有朝一日与她一起探险。老师们先是发火,后是发愁。终于在10月的第一周,我的家长被请到了学校。
只有母亲来了。我记得她的面容更显苍白。大家围坐桌旁,我的英语老师安杰莉卡修女和校长阿方斯先生坐在母亲对面。我单独坐在一头,两条胳膊紧紧抱在胸前,脸拧成一团。
我的母亲,天啊,她带着文件来了。她解释我在家里有多努力,她展示了我9月完成的所有卷子、课题和作业,全都拿了优秀的成绩。她说我在图书馆看了大量数学和物理的课程录像,授课老师清一色是哈佛、牛津等远近闻名的学校的大学者。她还带来了一封由图书馆馆长签名的信,信中说我最近一直在琢磨数学书上的问题集,难度比课堂上教的大得多。信里还推荐我去参加一个我不甚了解的项目——母亲其实还没有同意这件事,不过她认为今天有必要给老师展示一下。我没说什么,但还是把这事挂在心里了。她请老师们看了我在课余时利用馆际互助借到的课本所完成的课业。
“如果她上课走神,”母亲语气温和,“我觉得我们可以想想,是不是因为她在课上感到了无聊,她是否需要更多挑战。我上学时也有过类似的问题。我被允许进大学学微积分时只有十四岁,和我女儿现在差不多大。高中毕业时,我已经学完了数学专业的一大半课程。我们或许应该考虑,我女儿是不是也在走这条路。”
听我母亲讲话时,安杰莉卡修女和阿方斯先生一脸的包容,仿佛在听一个孩子在努力解释她为什么仍然相信仙女的存在。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