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23日,同往常一样的开始:比阿特丽斯扑到我的床上,把我摇醒,直到我们俩都摔落在地。
“要迟到啦!要迟到啦!要迟到啦!”她扬声道。我用手指抵住嘴唇,示意她放低声音。当时是凌晨五点,公寓的墙是很薄的。
“迟什么到?”我打了个哈欠。
“今天!”比阿特丽斯喊,“你今天要迟到了!”她在房间里打转。
我揉揉脸。五点是个好时候,适合开启任何新的任务。我还有两套习题没有做完,我得在周五前将它们邮寄给老师。
“好吧,”我说,“穿好校服,洗洗脸,我去做早饭。”
吃完鸡蛋和烤面包,喝完速溶咖啡,我给妹妹的校服套上了画画穿的罩衫,安顿她在我写物理作业时画画。
外面响起了警笛。我冲了第三杯咖啡,写完了作业,为信封贴好邮票,准备上学。
比阿特丽斯的脸紧贴着玻璃,窗外的天又红又金。“就是今天!”她向世界呼喊,“就是今天!”
“你在说些什么?”我心不在焉地问着,一边寻找一双干净的袜子。比阿特丽斯没有理我。
窗外,寒冬的魔爪刚刚开始退却。此前,每条人行道都耸立着一个个雪堆,仿佛战栗的山口处于雪崩的边缘。如今,它们都坍塌成了街上漆黑的大水潭。我和妹妹穿着厚重的胶靴上下学,到学校再换成平底鞋。我骑自行车,比阿特丽斯蹦蹦跳跳地走路。“就是今天!就是今天!”她扯着嗓子高声唱着。
我有些恼火。我们到了她的学校。我蹲下身来,为她重新扣好胶靴,还有太阳穴上方的发夹。这都是徒劳之举,等到中午,她的头发又会乱成鸡窝。
“我好开心。”她紧紧地抱着我,“我超级爱你,亚历克斯。多好的一天呀!”她抬起头望向天空,然后跳上台阶,头也不回地走进教学楼。
“搞什么怪。”我不自觉地笑了,又感到一瞬的窒息。我非常爱她。每隔一段时间,爱就会突然涌现,令我猝不及防,把我击倒。我告诉自己,无论毕业后我何去何从,我和比阿特丽斯都在一起。我和比阿特丽斯,我们对抗世界。
我单腿搭上自行车,用力蹬了一脚,滑过又宽又黑的水潭,在身后留下一道长而平柔的波纹。
上学的时候,我们找着通往教室的路,校园广播日复一日地播送和上月相同的通知。“发现任何……呃……不寻常的事件,听到任何谣言,请立即上报学校。”没有人把它当回事。对于我们来说,那就像是在警告我们当心可能出现的苏联间谍,或是为预制的辐射避难所做的宣传,再或偶尔的空袭演练。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早已明白抵制大麻狂热的海报全是虚假的,有很多女孩既可以和男孩们开车兜风,同时保持优异的成绩和校园里的地位。这个世界有许多假象,而且看起来有很多就粘在走廊的墙上,或是从学校的广播中传出。我将其拒之门外。
利奥妮修女,我的法语老师,正用课本敲着讲桌,用法语劝告我们专心听讲。
“好的,老师。”我们谦恭地说。
第三节课上到一半,又有一则通知。我没有听。不知为何,我的胸罩让我发痒,后背也在作痛。
下课铃响了,我去上微积分课。我走进教室时,雷诺兹先生的表情很是狰狞。“你迟到了!”他说。我没有迟到,他总是习惯以此开场。他其实想说的是“我需要你早点来帮忙,但是你没有出现”。
我刚要回应他,但是铃声突然响个不停,是空袭演练。雷诺兹先生差点跳了起来,脸色很快由惊转怒。“哎呀,天哪——”他沮丧地把笔记本摔在讲桌,“不是才演练完吗?”他愤怒地盯着我,好像是我的错,“这些男孩还要参加州级考试呢,我的名声可危险了。”
能有什么名声?我恼怒地想。我打开教室门,看到同学们涌进走廊。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老师们喊道。大家席地而坐,背靠墙壁,手里抓着一本书,举过头顶。雷诺兹先生也引导着班里的男孩这样做。我没有坐下,这次演练似乎不太对劲。突然之间,我强烈地感知到我和比阿特丽斯之间的距离。我试着不去理会内心的焦虑。
“你?”雷诺兹先生指了指地板。
“对不起,先生。演练只有一分钟。”我说,给他看了看我空空的手,“我忘记带书了。”我冲回教室,望向窗外。
校园里并没有停着消防车。但是我能听见鸣笛声从远方传来。有些奇怪。通常,消防员会早早到场,鸣响警报,然后在走廊踱步,给孩子们提提建议,告诉大家,如何用生物课本在核打击中保住一颗人头。大多数时候,他们板着脸走完这些流程。无论如何,之前的演练都是安排好的,这次却看不出什么计划。如果不是消防员执行空袭演练的任务,那是什么情况呢?是真正的空袭吗?我没有听见任何飞机的动静。
消防车终于到了。紧接着又来了一辆。它们呼啸着停了下来。消防员鱼贯而出。但是,他们没有走进楼,而是挤在人行道上,摩肩而立,抬头望向楼顶。有人伸手指了指。他们张大嘴巴。
“亚历山德拉!”老师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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