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朗西斯令人震惊的变化后,我们班的每个女孩,都依次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迎来了月经初潮。我们学会了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提前把女孩带去卫生间;学会了在校裙后面逐渐渗出暗红的血的时候,迅速将羊毛衫系在她的腰上。我们开始随身带着小包,多装一点东西,随时帮助有需要的女孩。我们带着阿司匹林,带着口香糖,可能还有一小沓纸巾。我们替彼此放哨。即使我们并不算很好的朋友,但我们都明白,这件事超越了友谊——它更深厚、更古老、更重要。我们明白,经历初潮的女孩,无论此前如何,都会在变化发生时感到惊恐,害怕疼痛,害怕血色,害怕血量,害怕每一个月不可阻挡的侵犯。我们明白,这种惊慌值得关照,值得理解。
六年级行将结束的时候,我的月经初潮来了。当时是在学校,两个女孩飞快地将我带进卫生间,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围着我转,体贴地安抚我,帮助我清理干净。那天之前,她们不是我的朋友,那天之后,我们也没有成为朋友。我还是不会和她们坐在一起吃午饭,她们也不会请我玩四方格游戏。我不在意这些事。我天生明白,关于初潮的互动要比友谊更深厚、更古老、更重要。一个女孩用冷毛巾擦拭我的脸,另一个女孩教我如何用鞋带和袜子做一条临时卫生带,好托住卫生棉,再在衣服下面打几个巧妙的结,把卫生带扎紧。这种策略并不舒服,却很有安全感。
“回家以后你应该告诉你妈妈。”其中一个名叫莉迪娅的女孩一边说着,一边补涂口红。学校不允许学生涂口红,所以她选了一个和唇色相近的色号,这让她看起来好像没涂口红。我问她为什么要告诉母亲,她说:“这是练习。”
“我一定不会告诉母亲。”我直言相告。我向她们解释,母亲有多擅长保持沉默。
莉迪娅想了一会儿。“那你有姨母或者姑母吗?”她问,“或表姐什么的?”
有那么一会儿,我发现我在想玛拉姨母。几乎是同时,我的喉咙肿痛,双眼发烫。我咽下嘴边的话,转过身去,皱起了眉头。玛拉姨母已经不存在了,我提醒自己。或者至少说,过去的玛拉姨母不存在了。她宽阔的肩膀,不存在了。她紧俏的卷发、娇红的嘴唇、英气的站姿和放肆的大笑,都不存在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她大手一挥,就把我抱上她的腿。我还记得,她用起茧的双手轻轻柔柔地抚摸我。我还记得,在化龙前些天,她的眼睛变成金色。如果她的身体变了,变得无从识别,那么我想知道,玛拉还是从前的玛拉吗?她抛却了旧日的生活,迈入充满龙鳞和龙筋、遍布愤怒和烈焰的世界,她还会记得我们吗?我不知道。而且,说到这里,有了不一样的乳房和令人烦闷的痘痘之后,我还会是我吗?如果我不能控制自己,我的身体还是我的身体吗?
我摇摇头。“没有,”我说,“只有妈妈。我根本没办法和她提这件事。”
乔伊丝同情起我来。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全家刚从加利福尼亚州搬到威斯康星州(她无休止地抱怨着这里寒冷,气势像是要起家创业,尽管当时已是气候宜人的4月)。“恐怕没有别的办法。总得有人替你买这些东西。你需要更多卫生带,还有卫生巾。紧要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来,但最后你还要考虑洗衣服的事,你得在家和学校备着这些东西,妈妈就是能帮你的人。”她把手伸进她的钱包,那钱包很大,如果摆放得当,可以装下整个图书馆。她拿出三块长方形的白色卫生巾,侧面印着蓝色的文字。“我从医务室偷拿来的。校医把它们藏起来了,换作是我,我会藏得比她还好。我还能再拿到一些,但是你必须鼓足勇气,把这件事告诉你妈妈。”
“我会的。”我感到头晕恶心,小腹和后背在作痛。我真想这几天赶快结束。“回家就说。我保证。”
我没说,但是母亲不知从哪里知道了。那天回到家,我的床上多了一沓奶油色的卫生巾,还有手写的使用说明。我没有问她这件事,她也没有说。这差不多就是我们的相处状态。
比阿特丽斯打量着其中的一片——那侧面印着蓝色的花体字,还有身着礼裙的女孩的剪影。她好奇地看着我。
“这是什么?”她拿着那片卫生巾问道,明亮的眼睛眯了起来,“是玩具吗?”比阿特丽斯快四岁了,看什么都像玩具。
“不是。”我说。我对她比平时更不耐烦。
比阿特丽斯靠在我的床边,下巴放在交叠的手上,问:“是给我的吗?”
我摇头。“不,是给大女孩的。”
“我们都是大女孩呀。”比阿特丽斯说。她爬上我的床,又爬上我的肩膀,敏捷如松鼠。“我们是最大的女孩!”她兴高采烈地喊。我用手臂搂住她的肚子,一起倒在地板上,疯狂地咯咯笑着。这让我暂时忘记了腹部深处的痉挛。
“来抓我呀!”她尖叫着飞奔出门。
“你等着!”我回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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