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中一年级那年的3月,母亲得知她的癌症复发了。一开始她还瞒着我们,她可能想一直瞒下去,然后在某天趁我们不注意,再毫无征兆地离开。然而,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母亲刚把烤土豆和罐装豌豆舀到我们的盘中,就突然倒在地上,鲜血从她的口鼻流了出来。父亲那天晚上也在家,他痛喊一声,从座位上跳起来,马上赶到母亲身边。他把母亲抱在怀中,絮絮地低语,仿佛父亲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母亲。
“噢,亲爱的。”父亲哭了,他紧紧地抱着母亲。我从没见过他这么跟母亲说话。他扶起母亲,发出了惊恐的哀吟:“噢不,亲爱的。你怎么这么轻?”父亲的声音脆弱而缥缈,仿佛只剩单薄的壳。
母亲挣扎着保持清醒,她的脑袋无力地左右摆动。父亲紧紧抱着她,然后松开她,去检视她的脸,又抱紧了她,胸口不由自主地发出痛苦的哀吟。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复发了?”父亲对着母亲的脖子喃喃道。他喘不上气,咳了几声。“唉,老天,你为什么不说啊?”父亲爱母亲吗?那天之前我还不敢肯定。绝大多数时候,我不相信他爱。然而,在这个时刻,我觉得他是……爱的。当时,我努力想把这一刻留在记忆里,想久久看着这一刻,以把它写下。我想,在那个时刻,在他抱住母亲,扶起母亲的时刻,他深爱着母亲。
我默默地站在那里看着他。比阿特丽斯走了过来,牵起我的手。我们跟着父母走过门廊,到门口时才停住脚步,再也动不得。
父亲将母亲扶进副驾驶座,动作轻柔、细致,我之前从没见他这样,此后也未再有。他捋顺母亲的头发,抚过她的脸颊,亲了亲她的额头,然后关上车门。他拍拍身上的口袋,突然大惊失色。他回头,看到站在门口的我,大睁的双眼透露出强烈的恳求。
“钥匙!”他对我喊道。
我急忙冲进屋,找见钥匙,又跑回屋外。父亲已经坐进驾驶座,握着母亲的手。他两眼通红,嘴唇痛苦地抿成一条线。他的呼吸声起起伏伏,每吸一口气都格外困难。
“亚历山德拉,”他说,我无意再纠正他,“照顾好你的……”他话到一半又咽了下去,摇了摇头。“照顾好那个小的,我拿不准什么时候回来。”母亲把手指抵在苍白如桦木的嘴唇上,送给我一个飞吻。只这一个动作似乎就让她筋疲力尽,每一口呼吸都要耗费巨大的努力。我的手麻木了,脸麻木了,整个世界也麻木了。我这才猛然意识到,她已经病得很重了。她病了多久了?我之前怎么没看出来?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回家?”我挤一句话。我在看我的母亲,而不是我的父亲。
“锁好门,按时做早饭。”父亲说,“你很可能要自己过一阵子了。”
“妈妈?”我说,声音颤抖着,又或许是脚下的大地在颤抖,是整个世界在震荡。我还小的时候,母亲消失过一阵,但大人们没有解释,没有安抚,也没有提供来龙去脉,让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你瞧,我当时是个孩子,我应该听话懂事,我应该看着地面,我什么都不需要知道。他们希望我会遗忘。“妈妈?”我又说了一遍。我的手伸进车里,越过父亲。
“我会没事的。”母亲说。
父亲驱开我的手,发动汽车,沿街疾驰而去。
我感觉手腕上有东西在蠕动。低头一看,我发现皮绳上打的结松开了。我愣在原地,看着它松弛,散开,掉在地上。我没有捡起它,而是在街上寻找父母的车,但是它已经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的父母都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有。我和比阿特丽斯独自度过了五天五夜。
医生说已经无能为力了,只能让她过得尽量舒服些。
直到1961年6月5日逝世,母亲一直待在医院。我和比阿特丽斯在每天放学后都会去看她,父亲那时还没有下班。我们陪在母亲身边,安静地写作业、读书、画画,直到护士在五点时把我们赶走。之后我们会步行回家。我做晚饭,打扫房间。父亲下班的时间越来越晚。有时候他甚至洗完澡,换好衣服,在第二天早晨才回家。他付钱给当地的杂货商,配送食物和日用品到家。他不做早饭(我做),也不准备午饭(也是我做)。取而代之的,他拍拍我们的头,仿佛我们是一对拉布拉多犬,告诉我们要听话,认真祈祷,听老师的话。然后,他转身离开,哼着歌去上班。
我问母亲,为什么父亲总是不来看她。母亲说,父亲每天都在午休时间过来。但是我从未看到过。据我所知,我唯一一次在医院见到父亲陪在她身边,是她住院的头五天。此后我从未在医院见过他。多年以来,我试着替他找理由:或许是他承受不了这些;或许对他来说,亲眼见到母亲离去实在过于痛苦;或许他没有被培养成一个坚强的男人;或许父亲爱她爱到无法失去她。或许这些理由全是真的,而我对父亲的其他描述要更清晰,也更不友善……或许这些也是真的。或许所有人都是如此,最好的自我、最坏的自我,以及无数个平庸的自我,同时存在于一个纷纷杂杂的灵魂中。总而言之,我注意到,每当母亲细数父亲的体贴,护士都紧抿着嘴。我爱母亲,但是我明白她的话并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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