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如何讲述之后的两年?坦诚地说,我难以记起全部,甚至已经忘记了大多数事情。当我试着回忆,只有洗衣物、课本、碗碟、清单、信件和令人窒息的烦扰如旋风般袭来。我照顾比阿特丽斯。我为她读睡前故事,我为她洗衣,为她洗澡,为她熨烫被单,为她梳理头发。她生病的时候,我为她测量体温,为她备药,为她担心。我操心她的学业,为她制作记忆卡,检查她的作业,帮助她准备拼写考试。我学习做饭,喂饱她的肚子,保证她的安全。每一天,我睁眼后想到她,闭眼前想到她,我的脑海中几乎全是她。
比阿特丽斯是我的全世界。
我确保她每天能准时上学,仪容整洁,发辫扎好,衣服干净得体,鞋子擦洗洁亮。父亲明确跟我说过,不要让任何人注意到我们生活里的异常。他不希望有人在周围探听隐私。我从不拉开窗帘,从不把收音机开大声。我教比阿特丽斯压低声音,以免打扰邻居。比阿特丽斯睡着后,我不停学习,常常熬到后半夜。我趁着在洗衣店等待的当口为考试抱佛脚。多亏了图书馆的一个项目,我通过函授方式学习了大学课程,在高中时期就积累了大学学分。
因为我不在意父亲的那些话。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读大学。还有一个原因,我越是钻研数学、物理和化学,越是接近自我,世界越是接近本真。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学习就像吃饭,而我饥肠辘辘。
母亲的旧友——图书馆馆长吉津斯卡夫人似乎特别关照我。她说服我参加大学的函授项目,并坚持下去。我从而得以在图书馆自学高等数学、历史和物理,通过邮件获得大学教授的指导。吉津斯卡夫人总是跟我讲,她对我的未来寄予厚望,这也让我对自己的未来有了厚望。她给我看世界各地的大学照片,递给我奖学金和一些项目的资料。她监督我的考试,在视听室为我播放35毫米胶片录制的课程视频,并保证我手边有每堂课的参考资料。
父亲安排当地的杂货商每周六早饭前在公寓的大厅为我们放置一箱食物和日用品。他告诉杂货商,这是他的慈善事业,我们是他的“帮扶对象”。他知道,如果我经常独自去超市,人们就会开始好奇,开始提问,而那些问题有时会指向他,让他不适。我不在意。对我来说,送货上门不过意味着无尽的任务清单上少了一项工作,使我在每周多了一小时的学习时间。
一个人能如此迅速地适应绝境,对恐慌渐渐习以为常,真是很了不起。父亲在每周日早晨9点打电话过来,他叮嘱我不要追着男孩们跑,没有人喜欢跑得快的女孩,但我对男孩丝毫不感兴趣,所以这不是问题;他叮嘱我一定要上速记课和听写课,这样我高中毕业后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去领薪水;他叮嘱我要做一个好女孩,好让他一直为我骄傲。除了简短的问候,他不和比阿特丽斯聊天。比阿特丽斯也不在意。这栋楼里还住着其他孩子,大家在巷子里玩刺激的踢罐子游戏。毕竟,和一个你几乎记不得的大人聊天,没过多久就会感到无聊。比阿特丽斯跑过走廊。
我的比阿特丽斯,她放纵地奔跑。我没有理由去束缚她。在街坊里,她跑得最快,爬得最高,喊得最亮。她乐于助人,勤勉认真,心地和善,成绩也很不错。我认为没什么可操心的。
所以,在我升入高三的两周前,当我被再次叫到校长室时,我还颇感惊讶。这一次是因为比阿特丽斯明显犯错了。我不清楚比阿特丽斯做了什么,但想到我们在开学前就被叫去,事情应该非同小可。
“我觉得你应该在我们出发之前,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我说着,同时第五次浏览阿方斯先生的信,“这样我们才能统一口径。”
比阿特丽斯摇摇头,举起她空空的双手。“亚历克斯,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清楚她有没有说谎。她喝了一大口牛奶,然后龇牙咧嘴,一滴牛奶坠在下巴上。看得出来,牛奶又变质了。我倒空她的杯子,记着回来的路上要去超市买牛奶。我在想杂货店的老板是否故意提供了过期的食物,好将差价收入自己的腰包;我还在想这是不是父亲的意思,因为这样他可以省些钱来抚养我们。二者都有道理。
我坐在厨房的桌边,挨着比阿特丽斯,托着额头以遏制愈加严重的头痛。我叹气道:“你怎么能不知道呢,比阿特丽斯。你心里肯定有些数吧。”我有些生气了。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我的暑假作业还没完成(老师们在每年6月布置的作业越来越多,我们甚至纳闷为什么他们当初还要费心设置个暑假)。同时,我的函授课程也已经开始。我还要写申请大学所需的论文,这件事令我焦虑得只想躺下。明年怎么办?我怎么照顾比阿特丽斯?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持续学习,用我的大脑囊括全宇宙。一想到可能无法继续上学,我就感觉自己好像被拦腰斩断了。
“我不知道,亚历克斯。我发誓我没有干坏事,我觉得他只是不喜欢我。”萨苏家的男孩们在外面咆哮——他们住在巷子对面的公寓,家有六个男孩。比阿特丽斯命令那些男孩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她喜欢对他们发号施令。比阿特丽斯绝望地望着我,从口型上看好像在说:求求你。
我摇头。
“我一定要去吗?”她问,手埋在她的乱发间,“能不能只有你去,告诉我哪里需要道歉,我可以写道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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